的政策，[15]即：采取等價劃一的兌換方式(即換得新幣后，仍一律保持原有價值)；發行新幣時避免同時調整物價和外匯牌價，使發行新幣在風平浪靜中進行；除提高貨幣單位價值、縮小鈔票面額外，其他一切均以不動為宜。

因此，陳云提出，我國發行新幣可以名副其實地叫做“發行新幣”，而不稱之為“貨幣改革”，以免引起誤會。他高瞻遠矚的正確建議得到**中央的批準，**中央指示：“發行新幣時，采取對貨幣持有者不分階層、不分現鈔與存款，一律照一比一萬的兌換方式。一切貨幣持有者在換得新幣后，仍一律保持原有價值”，“所有國營企業和合作社不得在發行貨幣的同時調高貨物的價格。凡須調高的物價，應在1955年1月底以前或在新幣發行兩個月以后進行調整；凡須調低的物價，則盡可能與發行新幣同時調整”，[16]從而保證了發行新幣有條不紊，波瀾不驚。

(三)指導鑄印新幣

對于如何印制新人民幣，陳云思考了多種多樣的方案。1950年7月10日陳云在給**中央、**主席《關于印鑄新幣方案》的報告中曾提出三種方案：一是利用國內現有的設備和技術進行印刷，優點是可以立即進行，缺點是現有的設備和技術在國內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偽造鈔票的可能完全存在，而且從蘇聯購買的和國內生產的鈔票印制用紙質量都不太好，向其他國家購買也存在安全風險。此種方案印刷的鈔票不能保證防偽，且不耐用，“不宜采用”。[17]二是按照印制盧布的紙張和規格，按照我們規定的絲紋，委托蘇聯代造一定數量的鈔票紙，向蘇聯訂購必要數量的新式印刷機和刻版機，并派人到蘇聯學習新的印刷技術。但按此種方案發行新幣的時間“恐要延長許多”。[18]三是除紙上的絲紋和票面的圖案由我們自定外，其余從造紙到制版、印刷，完全委托蘇聯承辦，紙張規格和印刷技術的要求，完全按照蘇聯盧布的絲平標準進行。此方案“防假有極大的保證”，“大而復雜的中國，對紙幣防假，應比別國更加重視”，“采用此方案最妥善”。[19]后來，經過慎重研究，決定在采用第三種方案的基礎上，動用我國國內的技術力量，除委托蘇聯代印大面額鈔票外，其余種類的鈔票由我國自己印制。

在鈔票種類設計上，原準備印制100元、50元、10元、5元和1元5種主幣和5角、2角、1角、5分、2分、1分6種輔幣，其中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大面額鈔票委托蘇聯代印，1元主幣和6種輔幣由中國人民銀行的印刷廠印制。但在仔細分析國內外環境后，1952年10月27日陳云提出了改變原定鈔票種類的意見。他指出，“鑒于臺灣尚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