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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值得憂慮的是勞動力流向出現的復雜現象東部地區相對于西部地區的優勢被高通脹和高房價消耗殆盡，大量中西部地區民工不再外流，產業在區域間的重新布局似乎正在進行。而重新布局肯定會導致生產率增速的下降，因為東部地區的服務性資源短期內是中西部難以通過大規模基礎建設替代的。

　　中國經濟潛在的第三個風險，就是金融業壞賬過多。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只有通過轉化為對工業發展的巨大推力才能逐漸緩解壞賬風險，過快過急地將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會減弱工業發展的集聚效應，不利于充分利用現存基礎設施存量的巨大外部性。而地方政府擁有大量國資可以用來進行融資，但是保障房計劃的實施可能對房價產生沖擊，進而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減少，債務負擔增加。長期來看，只有通過加快產業升級和促進民企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阻止金融系統積聚的風險引發新的經濟危機。

　　物價僅是貨幣現象？

　　研究表明，貨幣供給對CPI的解釋力在2003年之后變弱。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在顯著提高，但貨幣化程度與通脹并無明顯關系。2000年初，M2為12.1萬億元，M1為4.7萬億元；2010年末，M2為72.6萬億元，M1為26.7萬億元。11年分別增長了5倍和4.7倍，而同期GDP增長了2.9倍。貨幣化程度顯著提高，由2000年的1.32增至2010年的1.82，但貨幣化程度變化與價格水平波動并無明顯關系：2002年之前，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價格水平卻出現下降；2003年至2008年，貨幣化程度有所降低，通貨膨脹卻創出新高。

　　當傳統意義上的貨幣供給(M2或M1)近年來對通脹的解釋能力在變弱，當開放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央行控制M2或M1的能力也在下降，我們就應該關注實體經濟的變化對價格水平的影響了。比如：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升級，帶動食品、能源等商品價格上漲，而且，由于食品、能源的供給彈性較低，因此需求增長會帶動價格更快上漲。另外，居住價格上漲也是引發通脹的重要因素，目前居住價格對CPI的貢獻已接近20%，資源性產品的調價進一步增加了居民居住類成本的支出，加大了居住價格的上漲壓力。在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各地出臺各類限購令的背景下，購房者由買轉租，租金價格也將快速上漲。

　　又如：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要素價格推動型通脹形成的一個關鍵前提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幅度跟不上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因為如果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就能消化掉各類要素成本上漲帶來的產品價格上漲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那些勞動生產率提升空間較大的行業，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