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根本問題在于，高福利制度導致社會成本太高，其創新能力又不如美國強。他認為，歐元區根深蒂固的制度安排阻擋了勞動力自由轉移，聯邦制或許是必須走的道路。

　　至于日本，最主要的問題是人口老齡化程度過高，而養老和退休福利等社會保障成本決定了日本企業和政府都必須付出較高的非生產性成本。日本政府債務水平很高，債務存量接近GDP的200%。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快速發展受到人口結構變化和高額財政赤字的威脅。最近發生的地震又導致日本資產價格下降，日元匯率波動造成對外貿易的不確定性。袁志剛指出，地震給日本經濟造成的困難，最根本的在于日本人口結構，已經難以支撐大規模基礎建設的勞動力需求了。

　　好在，日本地震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從需求方面講，地震對中國出口的正面影響

　　(重建需要更多進口)和負面影響(日本經濟受損需求下降)部分抵消，短期內負面影響可能較大；中國對日本出口只占中國總出口的7.7%，歐美經濟近期需求走高，對中國出口需求有所支撐。從供給方面來看，短期內東亞電子產品生產鏈斷裂可能影響中國加工貿易出口，但是由于電子產品生產周期較短，影響應該不大。國際商品市場受日本生產停滯的影響可能出現原油、鐵礦石等價格下跌，對中國降低輸入型通脹有幫助，但隨著日本重建，這種影響可能會反轉。

　　不應浪費人口紅利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豐厚的人口紅利。有沒有想過，中國的人口紅利一旦消失，中國的經濟增長還能否延續？

　　其實，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人口紅利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但確是重要方面。

　　有研究機構已算出中國人口目前平均年齡大約是34.2歲，這個數據與日本上世紀80年代上半葉的水平相當。日本經濟泡沫滅于1990年，當時日本人口平均年齡是37.4歲。中國的平均年齡到2020年大概也差不多37歲多點。簡單類比，根據日本經驗，中國經濟到達緩慢增長的時候或許就在2020年。所以中國的人口，尤其是大量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下降，至少也要到2015年以后，目前還沒有出現人口紅利的拐點，也就是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應該是個過程，而且已有專家批駁了劉易斯拐點的“點說論”，認為不存在某個具體的“點”。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中國的人口結構存在隱患，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問題已經凸顯，而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本身是造成勞動力短缺假象的根源。

　　如今，中西部的人口紅利已經超過東部地區，東部的勞動力優勢不再。東部地區要繼續推動工業化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