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相當于現在兩百多元(僅就買米而言)。如果用這樣一兩銀子去買雞蛋，能買三四百個，仍然相當于人民幣兩百多元。如果用來租房，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卻遠遠超過了兩百多元人民幣，當時在北京鬧市區租一所建房六間、占地半畝的四合院，一個月只需要一兩多銀子，這說明當時北京的住房并不短缺，相對于食物而言，房租便宜到了驚人的地步。

　　銀元也是十九世紀北京的常見貨幣，滿清政府鑄造銀元較晚，當時中國的銀元主要靠“進口”，有來自墨西哥的鷹洋、來自英國的站洋、來自日本的龍洋(后來光緒年間鑄造的銀元也叫“龍洋”)。邵義先生在《過去的錢值多少錢》第一章第一節計算了以上幾種銀元的重量、成色以及與紋銀的兌換率：墨西哥鷹洋可兌換0.7023兩紋銀，英國站洋可兌換0.6956兩紋銀，日本龍洋可兌換0.6922兩紋銀。邵先生沒說哪種銀元在清代流通最廣，我估計流通最廣的應該是墨西哥鷹洋，因為清末筆記里常見時人對鷹洋的描述，曾經執掌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幾十年的英國人赫德在日記里提到的薪水也是以鷹洋為主。

　　無論銀錠還是銀元，一般都是在大宗交易里使用，普通市民過日子，最常用的是銅錢。銅錢又分很多種，有面值一文的“制錢”，也有面值十文的“當十錢”，還有面值一百文和一千文的“當百錢”和“當千錢”。清代北京市面上有一慣例，無論是哪一種銅錢，都要按照面值的兩倍來計價，譬如說一千枚制錢本來是一千文，在北京卻偏要說成是兩千文，一千枚“當十錢”本來是一萬文，在北京偏要說成是兩萬文。一些學者認為，清代初年北京曾經鑄造過一種重量很輕的銅錢，叫做“京制錢”，簡稱“京錢”，京錢的面值是一文，重量卻是后來鑄造的制錢的一半，后來京錢不再流通，但是作為最基本的計價單位保留了下來。換句話說，制錢和當十錢替代了京錢以后，人們習慣上仍然按照京錢來計價，又因為京錢兩文才相當于制錢一文，所以人們見到制錢和當十錢，就自動把它們的面值翻了一倍。我查證《清史稿·食貨志》和《順義縣志·金融志》，確實有“京制錢”的概念，但卻沒有記載這種錢幣的面值和重量，甚至連“京錢”這個簡稱都找不到。邵義先生在《過去的錢值多少錢》一書最后附有《清朝京師“京錢”考》，運用他扎實的金融學功底(他在投資銀行從事金融研究多年)，論證了京錢只是一種虛擬的計價單位，它的產生源于北京人對清代某個皇帝將銅錢貶值的消極抵抗。這個說法很有獨創性，可惜邵先生沒能在史料里找到究竟是哪個皇帝把銅錢貶了值，所以正如他所說，對這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