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業會館

　　寧波錢幣文化歷史悠久，收藏研究錢幣人才輩出。在清末至民國時期就涌現了如鄭家相、張■伯、陳仁濤等名家，他們一起鉆研泉學，“朝夕討論，深夜不倦”，并相約在民間貼廣告、發傳單征集珍稀錢幣，隨后遍游滬、杭、平、津，訪問各地同好，鼓勵泉學興趣。

如今寧波的錢幣收藏研究者就更多了，寧波市錢幣學會成立于１９８６年，至今已有２５個年頭，今年１０月召開了第6次會員代表大會，已吸納團體會員２５家，個人會員１３０多人，收藏研究錢幣蔚然成風。

寧波錢莊業曾是重要的文化景致

寧波有句老話：“走遍天下，不如寧波江廈”。這指的是寧波江廈街一帶在歷史上錢莊林立，金融業繁榮發達。據史料記載，鼎盛時期，寧波江廈街一帶有１６０多家錢莊，而且這些錢莊還向北京、上海等地拓展。當時寧波是東南一帶惟一的金融中心，錢莊多過米店，繁榮程度不亞于后來的上海外灘，始建于１９２６年的錢業會館是寧波錢莊業發展史的一個縮影。如今這種盛景雖然不復存在，但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寧波歷史上的錢莊業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去保護、開發與利用。寧波錢莊業倡導的“重然諾”精神尤其值得我們去弘揚，寧波錢業會館碑記的第一句話，即為“大信不約”。寧波錢莊從山西票號、外國銀行拆借來的資金主要用于放款，只要錢莊認為借款商號信用良好，放款時不論款項多大，都不需要任何抵押品或擔保，而僅憑信用行事。作為“百業之首”，它更注意信用，維護本行莊的良好形象，故有“信用碼頭”之稱謂。

寧波的錢莊和山西的票莊在中國近代金融發展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山西的票莊至今保存較好，被列入“世界遺產目錄”的山西平遙古城里就保留了許多錢莊和票莊，而寧波錢莊卻風光不再，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寧波的錢莊文化遺產留存至今本來就十分有限，如再不加以發掘與保護，過不了多久，也許就會蕩然無存。筆者曾發現某金融機構差一點把民國時期寧波某錢莊遺留下來的賬冊當成廢紙賣給破爛王，幸好被及時阻止，才沒有成為遺憾。在舊城改造工程中也有一些與錢莊相關的遺存被清理掉了，這是一個應引以為戒的教訓。

錢業會館內景

寧波錢幣博物館開館紀念大銅章

海底沉船中的中國古陶瓷與古錢幣

對寧波錢莊文化的保護與利用迫在眉睫，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應籌建一個寧波錢莊博物館。在錢業會館籌建寧波錢莊博物館比較合適，也可以另外選址。原有的寧波錢幣博物館應充實藏品，重新布展。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強對寧波錢幣博物館建設的支持力度，發揮其應有的功能。現代的博物館已經不是單純的收藏機構，它越來越重視服務區的建設，因此應通過與學校教育、科普、旅游的結合來更大地發揮它的作用。在具體的陳列手段上，可借助高科技的力量如配置模擬聲控、觸摸式電腦導游系統等。經營管理博物館的方式可多種多樣，如國有民辦就是一種值得探索的新方式。

其次，應重視錢莊遺存的調查保護。寧波的錢莊在鼎盛時期多達數百家，現在所剩無幾，實在太可惜了。寧波的錢莊遺存到底還剩下多少？沒有人做過專門調查，建議有關部門就此做個詳細調查，若發現一些有價值的遺址應及早保護、維修。另外，對寧波錢莊的調查也不應只局限在寧波市區，而要把范圍擴大到全大市。

第三，要大力搜集錢莊文物。留存下來的寧波錢莊文物越來越稀缺了，但留在民間的好東西還是有的，所謂“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另外，在寧波的一些古玩市場上，也經常發現錢莊匯票、商會錢幣、錢莊招牌等文物，建議有關部門進行征集。

第四，應健全文物保護的地方性法規，政府應鼓勵社會熱心人士捐獻文物（包括各種錢幣與錢莊文物），并制訂和執行有關的獎勵政策。據筆者了解，社會上有許多熱心人士，他們很希望把祖宗遺留下來的一些文物捐獻給國家，為這些文化遺產尋找一個好去處，但由于有關政策與法規落后于實踐發展的需要，捐獻者的愿望往往不能順利實現，甚至有人還因為捐獻文物而遭到非議，這打擊了一部分捐獻者的積極性。寧波要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強市，必須制訂好相應的政策與法規，使人們捐獻文物有章可尋，有法可依。

在此基礎上，還應加強宣傳教育，擴大寧波錢莊文化的影響面；要廣泛開展寧波錢莊文化研究，寧波市錢幣學會已把寧波錢莊、商會錢幣研究作為研究重點，希望引起進一步重視，如是否可依托高校籌建寧波錢莊文化的研究所，開展寧波錢莊文化的專題研究等；要傳承弘揚寧波錢莊文化品牌，大力發展錢幣文化產業與金融文化產業。

保護好一處比較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常常可以起到樹一種形象、引一批游客、進一筆資金、帶一方產業的作用。寧波悠久而獨特的錢莊文化，無疑是寧波歷史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代表，對其進行合理的保護、開發，是文化自覺的需要，也是支撐“歷史文化名城”的需要。

鑞質抗幣

寧波是“海上錢幣之路”始發港之一

從北宋開始，歷經南宋、元、明、清，寧波長期充當了“海上錢幣之路”始發港的角色，這在全國可能是獨一無二的。“寧波為我國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和貨幣文化輸出的始發港之一。”林士民、沈建國在所著《萬里絲路——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中指出，“以這條友好之路為紐帶，從明州（寧波）港出運大量貨幣，貨幣（錢幣）流通同世界各國地區通商貿易同時展開，這為建立東方獨立的貨幣體系作了準備。”

自漢至唐，中國錢幣對外交往基本屬于文化交流上的意義，沒有經濟上的作用，但到了宋代，情況就發生了根本變化，“入藩者非銅錢不往，而藩貨亦非銅錢不售”。宋元時期，朝廷一改歷朝銅錢禁止出口的禁令，在北宋初期和宋神宗時，政府允許銅錢作為商品出口，這樣，中國錢幣隨著日益繁榮的貿易交往而被源源不斷地輸往其他國家。而一些亞洲國家如日本、越南、朝鮮、老撾、緬甸、柬埔寨等，因自己不鑄錢或少鑄錢，或因為本國幣制紊亂、鑄錢質量低劣，皆樂于使用中國錢幣。尤其是日本鐮倉時期（１１８５年－１３３３年）商業發達，而其國內幣制紊亂，銅錢質量低劣，所以對中國銅錢需求十分迫切。

中國歷朝政府雖然大多禁止錢幣外流，但事實上禁而不止，始終在外流。原因很簡單，自漢代以來伴隨“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錢幣一方面是國際硬通貨，作為商品的媒介物，在東亞、東南亞可以流通；另一方面中國錢幣也是一種純粹的商品，可以賺取高額利潤。

中國銅錢從寧波港出發輸往東亞和東南亞，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其流通界起著主幣的職能，有效地克服了東亞與東南亞諸國因技術和資源限制而不能完全鑄造流通所需貨幣的矛盾。

從秦漢直至隋唐、五代的千余年間，在越南地區所使用的錢幣，是中國各代王朝所通用的錢幣。不僅如此，直到１０世紀中葉，越南建立了獨立國家以后，中國錢幣仍在越南大量流通使用。２０００余年來受中華文化影響，越南歷代錢幣從形制、工藝，到文字、書法藝術，都與中國錢幣如出一轍。日本把中國銅錢作為主要流通貨幣在北宋時已開始，如在崇寧年間，三次往返于明州與日本之間經商的李充商團和朱仁聰、孫忠、周文裔等商團，向日本輸出的主要商品包括瓷器、絲綢及銅錢等，這種商團活動在北宋載入文獻的有７０多次。公元９５８年，日本天皇朝廷發行了最后的貨幣乾元大寶，到江戶時代初期的１６３６年，寬永通寶再度問世，幾近７００年間，公幣發行幾乎為零，僅在明代中葉由長崎府仿照中國唐宋年號錢鑄造了一批貿易錢，如祥符元寶、熙寧元寶、元豐通寶等。中世初期，日本社會一度回到物物交換的時代，這當然不能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需求，于是，中國銅錢以“渡來錢”方式走進日本，成為日本市場的流通貨幣，而且持續５００年以上。正如日本學者木宮泰彥在談到中國銅錢大量流到日本的作用時說：“這筆錢幣，對于日本國內錢幣的流通，當然發生了很大影響，在日本貨幣史上和經濟史上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中國有一些錢幣，其流往異國，主要不是作貨幣使用，而是起一種文化交流、仿效和鑒賞的作用。如中國銅錢流到朝鮮，一開始并沒有作貨幣使用，而是“藏之府庫，時出以示官屑傳玩焉”，文化意義更為顯著。歷史上的爪哇，在通行中國銅錢的同時，在宗教儀式、中式醫藥、民間風俗等方面都離不開中國的方孔圓錢。在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島國上還有一種很有意思的習俗，即把銅錢視作護身符，一種宗教儀式的神物，這種情況有點像古代中國先民對玉、貝幣的崇拜，也有點類似后來中國的厭勝錢。

歷史上從寧波港始發的船只不計其數，到底有多少錢幣外流很難統計，但可以從政府規定合法攜帶出境和非法外流的分析中略知一二。鑒于明州商人攜帶銅錢去海外經商增多，１０７９年朝延規定，商人去高麗貿易資金達５０００緡者（“緡”為貨幣單位，１緡為１貫，１貫為１０００錢），須向明州市舶司登記、具保，領行照，無引照者按走私論處。次年，又規定，惟限明州市舶司可簽發去高麗、日本貿易引照。１０８５年，再次規定，非明州等三市舶司，不得簽發去南海諸國的貿易引照。這個５０００緡，可以理解為攜帶銅錢的貿易資金。時人包恢在他的《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中稱“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可以說明當時銅錢外流的嚴重情況。按每枚銅錢４克計算，５０００緡即２０噸。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在宋神宗元豐年間（１０７８年—１０８５年），全國各地錢監每年鑄錢總量為５７０余萬貫。

按此類推，如果每家商戶去境外按朝廷限制的５０００緡攜帶，全國各地錢監一年錢幣的鑄造總量僅能供１１４０家商戶使用，從中可知從寧波港外流的銅錢數量之巨。難怪宋代銅錢年年禁止外流還是年年鬧錢荒，即便增設錢監大量鑄造鐵錢，從宋徽宗朝開始鑄“崇寧通寶”當十大銅錢，還是彌補不了流通需要。南宋后期，日本船舶每年到慶元（寧波）的不下四五十艘，這些商船“所酷好者，銅錢而已”，“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淳祐二年（１２４２年）７月，日本一次就從中國運走銅錢十萬貫。目前在日本已有１８處出土中國錢幣，共５５．３萬枚，其中北宋錢幣占８０．４％，元豐、熙寧等１２種年號錢，約３６萬枚。

宋時，對滯留寧波的日本、高麗等外國人，詔令除每人日供米、錢外，“及歸國，（每舶）則又給回程錢六百貫，米一十二碩。”這是合法外流的錢幣。歷史上從寧波港私運出境的錢幣數量更大，這從１９７６年在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海底打撈出的一艘元代沉船上的錢幣可以略見一斑。考古學家證實這艘元代沉船是從慶元港始發的貿易船，一次就打撈出中國古代銅錢４７０箱，重２２噸。

１９６８年在日本北海道函館市一次就發掘出３７．４萬枚“渡來錢”，由此可見渡來錢數量之大。有日本研究者推測，運到日本的宋錢，約占中國宋錢鑄造量的十分之一。渡來錢的使用不止于貨幣，銅錢本身可以熔化作為建材。東京近郊的鐮倉大佛約建于１３２５年，多位日本學者在對大佛材質作化學分析后指稱，其各種金屬比例與渡來錢幾乎一致，大佛極有可能是用宋錢化銅鑄造的。

此外，寧波港在對外貿易交流中，也輸入了大量東亞與東南亞諸國的貨幣。“在中國明州港，僅鎮海港區內一地出土日本‘寬永通寶’３２９枚，大量出土事實表明已流通到中國的沿海港城。在寧波地區發現的朝鮮常平通寶名類繁多，因重量、質量上似乎要比越南的‘光中、明命’錢好，故民間樂于通用；在明州港出土了２０余種越南錢幣，大多為明清兩代所鑄錢幣，鎮海港區一地出土２１６枚，證明了越南錢幣不僅國內流通，在與中國港口城市貿易交往中也在流通。”（林士民、沈建國著《萬里絲路——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貨幣通過“海上錢幣之路”的輸出，對確立以中國貨幣為核心的東方獨立貨幣體系有著重大的意義。

這些從中國輸出的錢幣對促進輸入國貿易活躍、經濟繁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直接促使中國外貿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中國錢幣的輸出，雖造成了國內的錢荒，但在商品交往的同時，也促進了文化交流和文化進步。這些國家從使用中國錢幣，到仿鑄中國流通錢幣，從而在一定地域內正式形成了以方孔圓錢為代表，錢幣名稱沿用“通寶”錢制，鑄幣標準、大小依照中國小平錢，錢文用漢字，鑄幣取材以銅料為主，大小、厚薄、規格、質地與中國錢相似的東方貨幣體系。這是中國對世界貨幣文化的一個杰出貢獻。

浙東革命根據地貨幣極富地域特色

１９４１年４月，日寇的鐵蹄踐踏我浙東大地，浙東人民在中國******領導下，建立了抗日武裝力量“三五支隊”（后改稱新四軍浙東縱隊），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經過４年的艱苦斗爭，浙東抗日根據地成為全國１９塊解放區之一。

１９４５年４月，抗日戰爭勝利在即，日本侵略軍茍延殘喘，淪陷區偽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嚴重威脅了根據地人民的生活和生產。為加強對敵經濟斗爭，穩定物價，浙東行政公署成立了浙東銀行，發行紙質抗幣，有“壹角”到“壹佰圓”七種面值，維持抗幣“壹圓”接近食米一市斤的幣值，受到根據地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由于在流通中輔幣不足，找零困難，部分縣區發行了浙東銀行支行幣地方輔幣，品種繁多，達百余種。

滸山區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在現今的慈溪市滸山鎮解放中街５２弄９號高伏大銅匠店內澆鑄镴質小抗幣一套３種，面值為“壹角”、“貳角”和“伍角”。該镴質抗幣為圓版狀，青灰色、有廓，镴幣正面的上緣為楷書“滸山區臨時輔幣”幣名，中間為豎寫幣值，兩側分列“抗幣”兩字，下緣為發行年份“１９４５”，系鉛錫合金（浙東民間稱這種合金為“镴”），背面無文字。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初，我黨為避免內戰，按照國共《會談紀要》精神，新四軍主動撤出浙東根據地。臨行時，銀行大量拋售庫存大米和其他物資，回收抗幣并就地銷毀。浙東抗幣發行僅半年時間，滸山區镴質臨時輔幣的流通時間在２０天左右，是珍貴的革命文物。鑞質抗幣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曾被著名錢幣專家馬定祥先生稱為“浙東一絕”。該幣雖然是滸山區署發行的地方抗幣，但實際上當時由于區署所在地是滸山鎮，而鑞幣的發行、流通時間又很短，主要投放在滸山鎮區域。鑞幣發行、流通彌補了當時浙東銀行抗幣輔幣的不足。抗幣是革命根據地貨幣的組成部分，從貨幣的種類上來看，為沖破日偽的經濟封鎖，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在浙東根據地貨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浙東抗幣短暫而繁榮，是中國抗幣中的風采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