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規定:“犯人處斬，賞錢十貫，不愿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愿補官者聽。”宋代規定告發者賞銀千貫，金代規定賞銀三百貫，元代規定除賞鈔五錠外，還將犯人的家產全部賞給告發者。在這些獎賞之下，起到一定的打假作用。

　　古代朝廷還有另一個辦法，就是加強對鑄工的控制，收編盜鑄者。宋真宗時期，江、池、饒、建四州錢監“凡役兵三千八百人”，各監人數不會完全相同，因此四監中人數多的應超過了一千人。那么工匠人數眾多，如果疏于管理，則會出現盜鑄、私販等現象，也會成為官府的大患，因此當時就有官員指出:“兵工失業，亦或轉而為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

　　所以，在宋朝時期，當某個錢監停鑄錢之時，對工匠的安排，并非遣去了之，而是派往他監。這樣，待將來開鑄，仍可望召回舊匠以利鼓鑄，同時也可以防止鑄工到民間私下盜鑄。然而只要有利可圖，私鑄現象就難以完全禁絕。

　　局勢危急

　　鑄錢業難逃衰敗宿命

　　南宋建炎紹興年間，金兵南侵，江州、饒州城鄉一片荒亂，洪州、撫州、吉州等地也被騷擾，農業、手工業等各項生產難以正常進行。南宋中期先有完顏亮的南侵，后有開禧北伐的失敗，再到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滅金后，幾十年不斷受到蒙古軍隊的攻殺，局勢日益危急。

　　總體交通上運輸受阻，原料、燃料供應困難，江西原本鼎盛的鑄錢業很快凋零，產量大幅下降。加上具體管理上的松懈混亂，官吏貪腐，導致南宋一代礦冶、鑄錢業沒能恢復到北宋的水平。

　　根據許懷林研究，以最大的饒州永平監為例，雖然在戰亂年代其生產力仍然比較旺盛，但產量下滑是事實。連鑄錢司的運料綱船也不能幸免。紹興二年八月七日，尚書省言：饒州鑄錢司本有綱船280只，“累年以來多是過往軍隊虜奪綱船前驅”，現只剩下17艘，進出運輸的船都沒有了，鄱陽湖濱的永平監等于癱瘓，原料進不來，鑄錢量必然落下來。

　　此外，礦藏枯竭，銅的來源減少，錢料供應不足，也是永平監衰敗的一大原因。永平監設在饒州鄱陽，鑄錢用銅主要靠信州鉛山場供應，船裝運來。但鉛山場煉銅量也在減少，這就對鑄錢主要銅材的供應構成較大威脅。

　　紹興中期，朝廷對鉛山淋銅生產的衰退，進行過專門的討論調查。紹興十二年（1142年）七月十二日，有一個人對高宗說：臣家居饒州，“聞冶鑄所仰，莫如信州鉛山之銅，而比年以來常以乏少為患”，他還將鉛山場北宋時期的旺盛與當時的低落對比，物價飛漲，坑戶虧損，“相去幾二百倍”。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