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唐代開元通寶諸多問題的探討

但在中后期，從已發(fā)現(xiàn)的錢幣月紋變化上已經(jīng)沒有規(guī)律可循了，可以見到的月紋與其他如星紋和類云紋同鑄在錢背上，分析是當時用早期的錢幣作母錢翻鑄錢幣而在錢背重做標記，故流通的錢幣面文不同而背紋變得豐富起來。但在中期錢幣上，也仍有一些我們迄今不能解讀的符號與月紋同時出現(xiàn)。月紋在錢幣上的位置變化，由于它們的載體都是月紋，因此，鑄時與鑄地并不能說明月紋的含義，最多代表了月紋在錢幣中的方位或月紋的形態(tài)變化。這些變化從紀年唐墓出土錢中也可見一斑。

　　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禁佛教、廢佛寺、毀銅像等歸鹽鐵使鑄錢。除年號“會昌”外，背文名有二十余種，洛、益、京、荊、藍、越、襄、宣、洪、兗、潤、鄂、平、福、興、廣、桂、潭、丹、梓、梁等。另有“永”字，原有爭議，今則有五代錢幣窖藏出土為證。安史之亂后，由于四川、淮河以南受戰(zhàn)亂影響較小，經(jīng)濟重心漸而南移。會昌開元二十三個鑄錢州郡中，秦嶺淮河以南地域即占了十七處。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盡黜會昌新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可以推測，“會昌開元”從存世與出土數(shù)量上來判斷決不是單單是在一年內鑄造的，自會昌五年始至唐亡的六十年時間里，各地仍在繼續(xù)鑄造和使用背鑄州名的“會昌開元”。“會昌開元”在其后的紀年墓葬與唐后的錢幣窖藏中也有不少的出土與發(fā)現(xiàn)。

　　從“會昌開元”錢背州郡字名鑄法上來分析，背字應該是由兩種方法鑄成的。一種是在母錢壓印后，背字由加戳形成，稱“加戳錢”。特征是背字高或低于錢內外郭，或置在內外郭上，字間筆劃不甚清晰，字位升降仰俯無定規(guī)。第二種稱“刻制錢”，其背字與面文同時制作，特征是背字較前者大并有變化，背字與內外郭側視同樣高低，字與錢體結合自然一體。后者的發(fā)現(xiàn)量較少。而加戳在會昌錢上的應用，應該是受到了印章的啟發(fā)和影響，如宋錢活字法鑄錢的觀點得以成立的話，會昌錢背字加戳應該是這類鑄法的源頭。

　　唐代晚期鑄造與流通的開元錢，除部分還算工整外，大部分是用舊錢翻鑄的。故錢文模糊不晰，質次形小，錢背的月紋也無章法可言。這也是晚唐內有宦官專權和南衙北司之爭，外有藩鎮(zhèn)割據(jù)和農民起義之憂，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局面在鑄錢上的一個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唐時，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伊塞克湖、塔拉斯河及楚河地區(qū)，有昭武九姓與西突厥汗國。七世紀中葉，昭武九姓諸國為唐的羈縻州，將其分府州兩級加以管理。唐景龍三年(公元709年)起，唐朝多次冊封突騎施首領為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