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30日一大清早，數十位外國駐華大使、大使夫人以及來華的外商們蜂擁進北京的一家免稅店，焦急地把他們看到的貨架上的一切東西盡量塞滿他們的購物包。

這次瘋狂的購物并非是為了迎接新年的到來，而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央行的一紙公告：12月29日晚間，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從1994年1月1日開始停止發行外匯兌換券（簡稱外匯券）。盡管央行的通告非常清楚地說明現存的外匯券仍然可以暫時流通，但外匯券的擁有者們還是覺得越快花完手中的外匯券心里越踏實。

這家位于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免稅店毗鄰使館區和許多外商辦公的寫字樓。在30日這一天，營業額比平時多了9倍。該店一名姓董的經理在當天接受《中國日報》記者的采訪時說，“生意比圣誕節的時候都紅火，看來我們元旦的假都不能放了”。

在跨國公司云集的國貿寫字樓里也是一片混亂。許多當時在外企工作的中國雇員的工資都是以外匯券的形式支付的。因此，他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他們的老板是否會彌補由于外匯券停止發行而給他們帶來的損失。雖然理論上講，外匯券應該與人民幣等值，但在黑市上，它們的價值比同樣面值的人民幣高出30%。

“我們都急死了”，一名在香港貿發局工作的中國員工告訴《中國日報》的記者。

特權貨幣

1980年4月1日，中國開始發行外匯券。1995年1月1日，外匯券最終退出市場。在這15年間，中國實行了非常獨特的雙貨幣制度——人民幣和外匯券同時在市場上流通。

在改革開放初期，來華訪問的外國人、歸國的華僑和港澳臺同胞日益增多，而中國的市場供應還非常緊張，國內居民的日常用品（如糧油、肉、布等）還實行定量供應。為滿足來華的外國人及歸僑的需要，中國興建了一批賓館和商店。然而，當時國內是禁止外幣流通的。為了便于他們在這些場所購買物品和支付費用，同時又使他們區別于國內居民，國務院于1980年4月1日授權中國銀行發行外匯兌換券。外籍人士須將所持外幣在中國銀行或指定的外匯代兌點兌換成外匯券，并在指定范圍內與人民幣等值使用。離開中國大陸時，他們可以選擇將外匯券換回硬通貨或留著以備下次來華時使用。很多外國人當時都管外匯券叫“旅游貨幣”。

外匯券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種面值，與人民幣等值，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國風景名勝畫面，如三峽、長城、天壇等。

當時，外匯券是特權貨幣。正如美國愛荷華大學的新聞學教授Kenneth Starck在《畫龍點睛》一書中描寫的那樣，“如果錢能說話，外匯券的聲音比人民幣大50%”。Kenneth Starck于1986年來到中國，在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院教授英語新聞專業的寫作課程。他對外匯券的使用深有體會，有了外匯券，人們在中國就可以買到進口商品，可以在特殊的地方消費，還可以換美元，這些都是人民幣所沒有的功能。

外匯券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如賓館、友誼商店、免稅店等等；也只有在這些地方，人們才能買到當時被視為奢侈品的高檔貨——人頭馬的洋酒、萬寶路香煙、彩電、瑞士手表。一些有中國特色的手工藝品和絲綢等也能在友誼商店買到。

但漸漸地，擁有外匯券就不是外國人的專利了。有一些大陸居民從他們的海外親戚朋友那里能得到一些外匯券。一旦擁有外匯券，他們立刻成為他們的同事、鄰居和朋友眼紅的對象，因為外匯券就是出入友誼商店的特殊通行證。

外匯券的這種特權引起了很多擔憂，甚至是外國人的擔憂。1980年9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查?羅伯遜的來信，“我是一個對現代中國的成就深為欽佩的人，現在向你們寫這封信。最近我在中國作了為期兩周的訪問，剛剛回到美國。所到之處，中國人民的生氣勃勃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到了2000年，四個現代化一定可以實現。但是我必須承認，對外國人的優待和對中國公民的歧視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使我深感不安。我指的是對非中國公民發行的外匯兌換券。憑這種外匯兌換券，外國人可以在特殊的旅館住宿，在特殊的餐館就餐，在特殊的商店購買東西——所有這些特殊的地方一律不接待中國公民。這種制度使人想起19世紀時清政府給予外國人的特權。此外，那些專為外國人設立的特殊的等候室等等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對這些特殊待遇感到不安，這些特殊待遇會助長并加深優越感和自卑感。我強烈主張對此給予重新考慮”。

Starck教授在自己的書中將此雙貨幣制度描寫為“令人質疑的”和“有害的”。“外匯券貶低了官方貨幣的價值并鼓勵了黑市交易”，他寫道。

但是，大陸居民仍然試圖用各種辦法來獲得外匯券。自20世紀8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居民開始走出國門，出國留學或探親，他們需要外匯券來換美元，甚至連學生們考托福的報名費也需要用美元來交。對外匯券和美元的強烈需求直接催生了整整一代倒匯者——俗稱“黃牛”。

黃牛

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國人在北京或者其他中國主要旅游城市聽到的最多的招呼也許是“換錢嗎？換錢嗎？”黃牛們冒著坐牢的風險在大陸居民對外匯券的渴望和外國人對人民幣的需求中找到了商機。有了人民幣，外國人就可以在任何商店和餐館消費；而人民幣和外匯券的價差使倒匯成為利潤豐厚的職業——盡管這是非法的。

1994年以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也是雙軌的。一個是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的官方匯率，大概在1美元兌元人民幣，另一個是企業外匯市場匯率，當時大概在1美元兌元人民幣。只有大約20%的外匯交易是按官方匯率來進行的。1994年1月1日，這一雙軌制度被廢除。

但在雙軌制廢除以前，個人可以用外匯券按官方匯率換美元等硬通貨。如果人們手里只有人民幣，那么他們只能到黑市上換美元。通常，黑市的匯率比為企業服務的外匯市場價格還要高，常常是1美元約兌9元人民幣。跟美元的黑市匯率相對應，當時外匯券的黑市價通常是130元人民幣換100元外匯券。

黑市的交易常常是在陰暗的小巷里進行的，要不就是在自由市場的攤位后面。進行交易時，雙方都會警覺地看看對方身后是不是有警察的身影。一旦交易完成，黃牛們迅速將外匯券換成硬通貨再賣給急需美元的大陸居民，而外國人則拿著他們非法得來的人民幣享受出入任何餐館和商店的自由。

興旺的黑市買賣迅速蔓延到了全國。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昆明等旅游城市都能看到各式黃牛的身影，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們日夜守候在繁華的商業區或旅游賓館附近，等待商機的到來。而與此同時，在中國銀行的分支機構外面也總能看到黃牛們攔住任何一個他們認為有可能成為他們顧客的行人。“要外匯券嗎？”他們常常會主動地問。

甚至在央行宣布1994年匯率并軌、停止發行外匯券后，黃牛黨也沒有銷聲匿跡。大陸居民仍然沒有官方渠道去購買美元，而對美元的需求越來越高，于是黃牛們依然能找到生存的空間，只不過他們的問題從“要外匯券嗎？”改成了“要美元嗎？”

直到1998年中國開始逐漸放開個人購匯，情況才開始有所改變。當年，外管局規定個人因私出境一次可購匯2000美元。2003年9月，這一額度提高到個人因私出境6個月以內為3000美元，6個月以上為5000美元。2005年8月，上述個人購匯額度分別被提升為5000美元和8000美元。

從2006年5月1日開始，中國實施了年度購匯管理制度。居民每年可購買2萬美元外匯。這一額度在2007年2月1日提高到5萬美元。

隨著中國居民購匯額度的提高，一度紅火的黃牛生意一蹶不振了，黃牛們不得不另謀出路來維持生活。

收藏

需要轉型的卻遠遠不止黃牛們，友誼商店和免稅店同樣面臨著考驗。這種特殊商店中有很多已經轉為普通的百貨店，盡管一些店還保留著友誼商店的名稱。

位于朝陽區惠新東街的外匯商品大樓曾經是北京最大的一家專收外匯券的商店之一。20世紀90年代初，用外匯券在這座大樓里購物是一件令人眼紅的事情。在轉型中，它搖身一變，成為了北京國際珠寶交易中心。

然而，外匯券卻成了某些人的新寵——這一次是在收藏品市場上。

在北京的郵幣市場上，一整套7個面值的外匯券售價可達1萬元。在廈門，一張背面是天壇圖案的5角面值外匯券現在能賣到9元，而背面是長城圖案、面值為100元的外匯券則標價1000元。

專家認為，由于大部分外匯券都被中國銀行回收了，現存于居民手中的外匯券數量非常有限，外匯券作為收藏品還存在巨大的升值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