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版江西裕民銀行一元券初探

圖一：1933年版江西裕民銀行一元券正面 

圖二：1933年版江西裕民銀行一元券背面

　　大東書局印制，票幅132×62mm。正面紅色圖案，花紋長方框，框內四角花符內各書一元面值，分別用阿拉伯數字和漢字表示。上方正中橫書“江西裕民銀行”，兩側是黑色冠字“N”和票號“066989”。左側圖案為鎮江金山寺慈壽塔圖，右側花符內為面額一元，中部是董事長李德釗和總經理史世珍的簽名。券面右側和左側近邊框處分別豎書“完糧納稅”、“一律通用”字樣。下方中間書“憑票即付國幣一元”字樣，兩側分別為董事長和總經理的英文簽名。背面褐色圖案，上方是英文行名“THE YU MING BANK OF KIANG SI”，其下英文“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AT ITS OFFICE HERE”，說明了該票還具有兌換券的性質。面值用阿拉伯數字、英文兩種方式表示。有意思的是，左右近邊框處還各有一個美元符號，這在民國紙幣中較為少見，其設計含義則不得而知。中間面值兩側分鈐“行長之章”、“發行之章”兩枚篆體朱文方章。
　　江西裕民銀行是民國時期江西省經營時間最長的一家地方銀行。1928年1月，由江西省財政廳籌辦的江西裕民銀行正式開業，銀行取“裕國利民”之意，以“救濟市面而活潑金融為宗旨”，資本100萬元，官商各半。首任行長彭飛健、副行長程達一。總行設于南昌市總鎮坡，同時在九江、吉安設分行。該行成立后，業務在曲折中穩步發展，1937年底，裕民銀行省內外分支機構擴展到61處，在1946年9月，分支機構達到98處。發行數額由1928年的21.6萬元增加到1942年的4365.2萬元，后逐漸有所降低。
　　江西裕民銀行自1941年改為純官資的省營銀行，省政府加撥資本300萬元，連同前期撥付款共計500萬元，裕民銀行因此成為實力雄厚的地方大銀行。1946年9月10日，江西裕民銀行奉命結束，11日改組為江西省銀行。

　　江西裕民銀行存在的18年間，發行了大量的銀元券、銅元券、銀毫券和銀元本票券。其中銀元券多為銀元輔幣券，分別為無年份、民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年券；銅元券有江西平市官錢局改制券、民國十八年、二十一年券；銀毫券有民國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券。與發行票券相輔進行，江西裕民銀行經省政府同意于1945年還發行了小額本票，面值為100元、200元、400元三種，總額多達3億元。江西裕民銀行銀元券大都由大東書局承印，銅元券則大多由南昌高橋鼎印刷廠印制。
　　需要指出的是，該券雖然標明“民國二十二年” （1933年）印制，但實際上發行時間卻并非如此。首先，從董事長和總經理的任職時間來看，票券上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二人的任職時間與該券上的印制時間并不一致。1941年7月，李德釗在江西省政府的任命下成為董事長，同年夏，史世珍當選為總經理。其次，1933年，裕民銀行尚未取得一元券的發行權。國民政府法幣改革后，將貨幣發行權收歸中央，但為了找零方便，允許各地方銀行發行一元以下的小額輔幣（不包括一元）。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出于戰時財政的需要，1939年3月，在全國第二次地方金融會議上，通過了維護幣值信用問題案，允許戰區省或地方銀行發行一元券或輔幣券，江西裕民銀行因此獲得了一元券的發行權。綜合這兩方面的原因，這張江西裕民銀行一元券的發行時間至少應在1941年之后。
　　那么，這張票券到底是否為民國二十二年印刷的？筆者查閱了許多資料，可惜未見到確切的文字記載，但除了券面所記外，背面上的印章或許為我們揭開它的真面目提供一些端倪。
　　江西裕民銀行原為總行制，總行設正副行長各一人，一切事權均集中于行長。1933年，裕民銀行始有董事長和總經理之設。在行長負責制的情況下，鈐“行長之章”自然是正常之舉。因此票券背面的“行長之章”，說明該券應該是在董事長、總經理之職設立之前印制的。
　　另據目前發表的實物資料來看，大東書局1933年之后印刷的輔幣券上，大都鈐的是“總經理章”和“發行之章”，這既為判定1933年版一元券的印制時間提供了某些佐證，同時也說明了裕民銀行內部組織系統的演變過程。
　　綜上所述，筆者得出如下結論：一種可能是，這張1933年版的一元券，確如券面上所記，是1933年董事長和總經理設立之前的幾個月印刷的。但是在當時的金融體制下，裕民銀行尚未取得一元券的發行權，因此成為庫存券保留了下來。1939年在全國第二次地方金融會議上，為了防止敵偽套取法幣來搶購物資，中央不但允許各淪陷區省銀行增加輔幣券的發行，還解除了發行一元券的禁令，于是裕民銀行在原有的庫存一元券上加蓋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名字加以發行。當然也存在另一種可能，裕民銀行取得一元券的發行權后，因時間倉促或戰時出現的其他原因，沒有重新制版，而是沿用原先存在的舊版，印制發行了一元券，并加蓋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印章以示區分。不管是哪種原因，裕民銀行一元券能夠走上歷史舞臺，并在戰時發揮特殊作用，其實際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對后人來說，它既豐富了民國時期金融票券的收藏種類，也為我們了解那段歷史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