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帝王以“大”示強而嗜鑄大錢的癖習

　　歷史上的封建統治者在國勢危殆，政權欲墜、經濟凋敝之時，總是愛以夸“大”逞強為榮來顯示其皇權的神秘和威嚴，以掩蓋因國運衰敗而財力的衰竭。特別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抑制通貨膨脹，往往都會采取以增大幣值，或用次金屬鑄幣等手段來加強對百姓的盤剝。這是一種禍國殃民的橫征暴斂，無異于飲鴆止渴，往往發生在邊地反叛而社會政局動蕩，朝廷為討伐爭戰或鎮壓農民起義之時，因統治區縮小，軍費開支迅猛，賦稅收入減少，致使物價上漲而貨幣貶值的集中表現，且在貨幣發行流程中呈現出了一定的規律。
　　唐代中后期發生的“安史之亂”，導致了民不聊生而經濟下滑。唐肅宗始發了最早的“重寶”虛值大錢，即：“乾元重寶”而以一當十。這無疑是對社會財富的另一種公開掠奪，并導致了經濟陷入更加混亂的格局。爾后的唐代宗為解決“錢荒”，又增爐開鑄了新錢——“大歷元寶”。
　　五代十國時期的南唐開國皇帝李昪，因吳國皇帝在讓位給他之前，已封他為齊王，所以，他登基后便仿鑄了唐末黃巢起義時所鑄之“大齊通寶”，以示不忘其原有的封號。
　　以“大唐通寶”為例，并非是顯赫一時的大唐帝國貨幣，乃是偏安一隅的南唐鑄錢。李昪之子嗣主李璟繼位后，因奢侈無度而紙醉金迷，導致了政治上的腐敗。后周世宗柴榮早已虎視耽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派兵入侵，占領了淮南大片土地。在詩詞書法上頗有造詣的李璟，面臨強兵壓境，卻毫無御敵之勇，更缺財政面對巨大的軍費開支，為鼓舞士氣，掩飾其危亡之況，特鑄行了“大唐通寶”。然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苯K歸在“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的哀嘆中，而“無可奈何花落去”，只好派人向柴榮稱臣并去帝號，自稱唐國主。
　　與之稍后在北方崛起的金海陵王完顏亮為顯示其皇權永固，曾躊躇滿志地題詩云：“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峰”。驕奢淫逸的他在揮師南下入侵中原時，途中因兵變而走上了萬復不劫之路。隨即，登基不久的金世宗完顏雍便鑄行了“大定通寶”，以示天下大定。
　　無獨有偶，北宋徽宗趙佶的“大觀通寶”，則是在昌文偃武后，因黨禍之端而“奢靡之始，危亡之漸”時，正值金兵磨刀霍霍欲攻占中原，舉兵南下，亡國之恨已為時不遠而所鑄之錢；至于貌似強大的“大宋通寶”，則更是在蒙古大軍的鐵騎已占領中原大部分江山，南宋面臨破碎而行將亡國之時所鑄的貨幣。這與忠臣陸秀夫背著年僅七歲的末代小皇帝趙昺，在南海涯山跳海自盡，也僅僅只相距不到50年。
　　滅亡南宋后的元朝，在鐵馬金戈，縱橫沙場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鼎盛時期，并未鑄行“大元通寶”，而恰恰是在其面臨幣制崩潰，民間拒用紙幣元鈔，不得不以銅幣代鈔時，由元武宗發行的。乃至，后來的“大德通寶” 、“大朝通寶”，均免不了遭遇到同樣的結局。
　　萬里長城拱衛下的明王朝，于崇禎十七年被清軍覆滅后，朱家的王子王孫們紛逃南方各地，在舊臣遺老的扶持下，各自建立了風雨飄渺中朝不保夕的的地方政權，史稱為“南明”。其中：福王朱由崧逃至南京稱帝，改元為弘光，鑄有“弘光通寶”；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建年號為隆武，并鑄“隆武通寶”；桂王朱由榔在肇慶，改年號為永歷，鑄行了“永歷通寶”；魯王朱以海在偏安浙江的臺州，被奉為監國后，為招攬民心，企盼在“大明”旗幟的昭示下凝聚民眾，特鑄行了“大明通寶”。不過，最終都未能逃脫被徹底追剿的命運。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咸豐朝的財政十分困難。四川學政何紹基奏請朝廷“鑄用大錢”，他認為“今必欲得一物以易銀，有其用而無弊，惟有大錢而已矣”。御史蔡紹絡、刑部尚書周祖培等也紛紛上折支持。為解決內憂外患的燃眉之急，咸豐皇帝孤注一擲，特準奏鑄行了“當十”和“當五十”的大錢。
　　對此，當時的戶部右侍郎兼錢法堂事務的王茂蔭獨持異議，他指出：“國家定制，當百則百；當千則千，誰敢有違，是誠然矣。官能定錢直，而不能定物直，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直百，民不敢以為千�！比欢�，朝廷并未采納他的意見，命令戶部繼續發行，同時，又另行加鑄了“當百”、“當五百”，乃至以一“當千”的大錢。
　　王茂蔭甘冒風險并再次上書，尖銳地指出了鼓鑄大錢勢必會造成市場“物價騰踴，商民恐慌，群疑朝廷為不可信”的忠告與警言。然而，他卻反遭到了“嚴行申飭”而被調離戶部的懲處，但是，鑄大錢的惡果卻被其不幸言中。因為，這種鑄大錢的政策，只行于京師，且僅限城內，一出京城即不可用。加之民間盛傳“此項大錢日久必�！�，嚴重地妨礙了京城與外界的貿易，造成了城內糧食匱乏、物價昂貴而民不聊生。但，由于私鑄有利可圖，即或是鑄“當十”的大錢，也有五至十倍之利，故，許多人甘愿為之而冒死。還不到半年，這種虛值錢就被徹底廢棄，再也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了。
　　晚清著名的“洋務運動”，在引進機器制幣后，也曾鑄行過類似“大清銀幣”和“大清銅幣”。當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武昌首義中打響，率先由十八個省宣告自治獨立，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清王朝便壽終正寢了。
　　綜觀中國貨幣發行的歷史，但凡鼓鑄貌似強盛的大錢，并試圖使之來擺脫財政危機，殊不知，卻反到加重了貨幣的貶值而自食其果。泱泱乎？大歟哉！自詡為大，實則國力弱而內心小矣。他們無一不是出自于同一心理，而以“大”示強，且以之為榮，其結果都慨莫能外地歸于失敗而殊途同歸。
　　以致，在不同歷史時期爆發的農民起義軍也未能因此而脫俗，如：唐末黃巢起義時鑄行的“大齊通寶”；元未朱元璋的“大中通寶”和陳友諒的“大義通寶”；以及明末李自成部將張獻忠鑄造的“大順通寶”等。
　　這些意欲寄托其強國萬載愿望的錢幣，也只能無奈地印證了該王朝的滅亡，并在中國錢幣史上寫下了凄涼哀絕的一筆，任隨后人恣意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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