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圖二為中國通商銀行“伍圓”票券的正面和背面。幅152×81毫米，券正面上楣楷書行名“中國通商銀行”（簡稱通商銀行）。主圖為橢圓形內一左手端數個元寶、右手持如意（上書招財進寶）的站立財神像。下方兩旁注明“憑票兌付”、“通用銀圓”與“上海”字樣，下邊緣有“中華民國九年一月十五日印”，框外小字“美國鈔票公司”。票券正面主色紫，底紋顯“通商”、“伍圓”及“米”字形防偽措施。財神像兩旁和四角花符內有券面值。背面俱為英文：拱形上框“中國商業銀行”、下框“值額5元”，接下的小行似“1920年上海發行”等釋意；圖案為相視兩雄獅拱衛曲紋環，圈內大篆文豎讀，居中“中國”、右“通商”、左“銀行”，此圖為通商銀行會標（又稱標徽）；標徽中西結合（舶品獅獸與華夏古篆文），莊重大方，霸視群雄，寓意深遠。左側下方董事長處是謝韜甫1919年入主中國通商銀行任職時，在發行紙幣上的簽名，T.K.Chin（Chin舊譯謝姓譯音）。右側下方總經理處是謝韜甫胞弟謝光甫的簽名，K.F.Ziar（Ziar舊上海方言謝姓譯音）。親兄弟二人能同時在鈔票上簽名的很罕見，全世界也少之又少。據考本券為通商銀行第四版二種5元券版別之一（另版棕色）。票券正反面各有兩個“義”字圓戳，是通商銀行委托某地（不詳）的錢莊或票號所發行也能互兌的記號。
有關史料表明，通商銀行為清政府首家（華資）商業銀行，以招商股份制募資，是在晚清重臣盛宣懷的鼎力督辦下所創建。盛宣懷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字杏蓀，江蘇武進縣人，秀才出身。同治十二年（1873年）任輪船招商會辦，光緒六年（1880年）創辦電報局，十九年（1893年）興辦華盛紡織總廠，二十二年十月（1896年）任全國鐵路督辦大臣（時接辦漢陽鐵廠）。成為集船運、電訊、鐵路、礦業等實業于一體的洋務運動顯要人物。他深刻認識到金融業對國家經濟的重要性，在辦鐵路礦業時就甚感“鐵路之利遠而薄，銀行之利近而厚，如辦鐵廠不能不辦鐵路，辦鐵路不能不辦銀行”。時下的清政府自鴉片戰爭以后，國體積貧積弱，經濟內外交困，帝國主義列強先后在我國設立了多家銀行，大量發行包括紙幣在內的各種貨幣，掠奪財富無數，京津地區和沿海大城市及許多商業重鎮、貿易口岸的金融命脈基本被外商控制，華人尊嚴低下，朝廷在國際上幾乎不被重視。經營銀行不但利益優厚，而且能將各企業利益聯系起來。發行自己的貨幣，不但抵制外資侵略，還有利于自身存在和發展，以挽救民族經濟危機。在社會有識之士的呼聲中，盛宣懷決定督辦銀行業務，但此議一開始即受到西方列強及國內一些守舊頑固派的多方干涉和阻撓，加之對初籌銀行基本規章制度、運作條款等業務的生疏，一度曾停滯。但他“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的決心始終堅定。除了向外國成熟銀行學習辦行經驗外，又將開銀行的計劃奏請光緒帝。在清廷大員李鴻章、翁同龢等人的疏通下，1896年11月清帝諭旨：“招商集股、合力興辦”。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家銀行終于在艱難曲折中于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正式成立。成為近代中國首家華商銀行，總行設在上海外灘黃浦路6號，初定招商資本額白銀500萬兩（實收350萬兩，其中官股100萬兩），業務除允許發行銀元、銀兩二種票券，還可代收庫銀及經營一般銀行業務。銀行的管理方式、經營、人事制度等效仿英國匯豐銀行，早期聘曾在匯豐銀行任職的美德倫為外籍大班（經理職），以便學習管理和與外商銀行的業務聯系。通商銀行成立第二年很快便發行了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一百兩五種銀兩券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銀元券。至此，社會始見中國紙幣與外商銀行紙幣分庭抗禮，金融大權不復為外商銀行所壟斷。全國各大省、重要商埠先后設立分行，計有北京、天津、保定、煙臺、漢口、重慶、長沙、廣州、汕頭、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鎮江、揚州、蘇州、寧波等二十多處。由于銀元（兩）券與銀幣能十足兌現，所發票券流通頻繁，信譽良好，深受官民歡迎，業務自然極一時之盛。到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的34年間共計發行銀兩券2版，面值350萬兩；發行銀元券六版（共印制八版，第三、八版因故未發），面值8520萬元。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后通商銀行紙幣停止了流通。
通商銀行紙幣的發行，是中國傳統金融業邁向現代的標志，對促進中國近代初期工業的發展，壯大國家特色產業，啟蒙銀行信貸業務，維護國家尊嚴等方面無疑起了相當積極作用。其發行的票券設計美觀大方，使用鈔體講究，印刷質量精致，主圖亦民間喜聞樂見之作，極富民族特色，代表了我國早期華商銀行票制風格。通商銀行紙幣發行量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隨后眾多中外合資銀行與國有金融機構的出現并不算高，經大量兌付回收和長期民間損耗后存世稀少，故深受紙幣愛好者青睞。
作者：周金科
來源：《中國錢幣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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