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類生活的必需品之一，鹽這一人人不可或缺的調味品，在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古代漢字中，“鹽”（鹽）字由“臣”“人”“鹵”“皿”四個部分組成。“臣”代表官吏，“人”指工人，“鹵”指鹵水，“皿”就是煮鹽的器皿。作為象形字，“鹽”字本身形象地表現了鹽業在古代社會中的特殊作用。
《管子》：“海王之國，謹正鹽筴”
齊國“官山海”
開創鹽業國家統銷先河
從茹毛飲血開始，直到火的發現以后，人類才開始進入熟食階段，而鹽作為一種調味品進入人類的生活，實際是較晚的事情。
直至中國夏商兩朝，鹽還是一種僅限于貴族享受的奢侈品。后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直到周朝，鹽的生產技術得以逐步完善，鹽業開始走入尋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鹽真正在一個帝國中起決定性作用，還應該從春秋戰國的齊國說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齊國對食鹽實行官方專營，開了中國歷史上長達2000多年的食鹽財政之先河�！傲科渲兀嬈溱A，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奪私有為官有，變稅收為壟斷，官府的壟斷權力從政治延伸到經濟領域，財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強。
管子首先向齊桓公提出了“官山海”思想，所謂“官山�！保褪钦畬I山海資源。齊國是近海諸侯國，海洋資源豐富，管子認為，可以利用海洋資源成為雄霸一方的大國。
管子的核心觀點只有八個字：“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薄豆茏印ずＭ跗分姓f，國家征房屋稅，人們會毀掉房屋；征樹木稅，人們會砍掉樹木；征六畜稅，人們會殺掉牲畜；征人口稅，人們會拒絕生育。只有國家壟斷食鹽，人民才無法逃避。因此，鹽就成為最理想的稅收工具。管仲還提出，讓有海的國家，把鹽賣給本國，以每釜15錢的價格買進，而官方專營可按100錢往外賣。管仲的“海王”說和這種食鹽“低價收、高價出”的貿易方式，乃中國最早的鹽改理論，實質就是食鹽統購、統運、統銷，民可生產不可買賣。管仲的鹽政思想，此后一直影響著中國鹽業政策的走向，他因此被后世奉為“鹽宗”。
管仲食鹽官營的“官山�！庇媱澇龌\后，齊國的鹽價飛漲至它國數十倍。在鹽專賣制度下，鹽的生產、銷售和定價都由官府組織執行，導致其商品屬性退化，民眾的財富通過鹽這個媒介迅速流進齊桓公的金庫。
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道：“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漢書》：昭帝“議罷鹽、鐵、榷酤”
漢代鹽鐵官營
大辯論促生《鹽鐵論》
劉邦（漢高祖）在建立漢朝后，取消食鹽官營政策，鼓勵貿易流通。據《史記·貨殖列傳》：“開關梁，弛山澤之禁”。但朝廷讓利于民的“鹽改”政策卻被地方諸侯鉆了空子，中央放開鹽業，一些封國卻“擅障山澤”。如在海鹽主產區之一的吳國，吳王劉濞則下令控制食鹽等資源。《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由于鹽業被地方利益集團控制，中央財政收入大為減少，到劉徹（漢武帝）主政時，軍費開支浩繁，國庫空虛，朝廷遂進行“鹽改”，“籠天下鹽鐵”——改回到管仲食鹽官營的老路。
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正式實行鹽鐵專賣政策，“籠天下鹽鐵”，由政府募民煎鹽，食鹽官收、官運、官銷。天下設鹽官36處，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產鹽區。據《漢書·食貨志下》，漢武帝的“鹽改”政策極為嚴厲：“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
但漢武帝的鹽改起初是失敗的，由于配套制度不全，檢查不力，導致鹽價大漲，官鹽滯銷，財政收入反而減少了，相反私販乘機牟利。后來，財政大臣桑弘羊派官員空降地方，情況才得到改變，鹽價回落。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漢昭帝的主持下，從全國各地趕來的60多位民間知識分子，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就鹽鐵官營展開辯論，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此事記載于《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這次鹽鐵會議其實是法家與儒家的辯論，結果是雞同鴨講，沒有達成任何結果，唯一的收獲或是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
“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儒士們提出這種自由經濟主張，與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體現的商業思想一樣。大討論的結果，因為事關國家財政，朝廷最后并未取消食鹽專營，僅作了微調。
《新唐書》：“盡榷天下，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
實施“榷鹽法”鹽利
占國家歲入一半
三國時期，魏蜀吳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爭斗不斷，食鹽幾乎被視為國家的生命線，“夫鹽，國之大寶也。”兩晉以后，鹽業專賣制度進一步加強，《晉令》載：“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期，主吏二歲刑�！�
唐朝繼承了隋的鹽業開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亂”后，也開始關注鹽利在戰時對國家和財政的重要性。著名書法家顏真卿在河北平叛時，借鑒魏晉戰時“食鹽軍管”制，曾收購景城郡（今滄州）產鹽，然后統一加價出售，解決了軍費不足的問題。
唐朝的鹽利收入達到了“中央實際總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達到五分之二”。為了籌措軍費鎮壓安史之亂，唐肅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為“鹽鐵使”，主持全國鹽政改革，推出“榷鹽法”(榷的意思是獨木橋），將鹽戶生產的鹽全部低價收購起來，然后再高價賣給民眾。實行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嚴厲鹽政制度，嚴禁私煮私販，違者一斤一兩皆處極刑。據《新唐書·食貨志四》記載：“天寶、至德年間，鹽每斗十錢”，后來“盡榷天下，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泵慷符}由10錢(文)，一下子漲到110錢。
榷鹽法實施后，鹽價驚人上漲了36倍，每斗達370錢，而官府因此可獲得120倍的超額利潤。唐代劉晏任鹽鐵使之初，鹽課歲入40萬貫，大歷年間天下財政收入為1200萬貫，而鹽利是國家歲入的一半。即使安史之亂平定后，榷鹽法仍在繼續，其他物價都在回落，只有鹽價逆市日漲。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鹽禁，統一收榷稅。同時，朝廷建立“常平鹽制度”，鹽荒時如果商人囤積居奇，鹽價“暴貴”，官鹽則“減價鬻之”，以控制鹽價。
《宋會要·食貨》：“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唯鹽。每因缺用，則改新鈔”
16家鹽商聯合印發交子
成世界最早紙幣
宋帝國曾為當時世界最富有者，鹽利貢獻最大。慶歷年間的鹽課高達715萬余貫。南宋政府財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在食鹽財政之下，北宋時期出現了“鹽鈔”和“交子”。
作為一種信用票據，鹽鈔就是“用鈔請鹽”�！端螘な池洝贩Q，“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唯鹽。每因缺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睂δ纤纬碚f，包括軍費在內的一切費用悉取于鹽鈔，故時人有語：“南渡立國，專仰鹽鈔”。“交子”由四川的16家鹽商聯合印發，一交為一緡，這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元朝政府鹽課最多時為766萬余錠，財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鹽利。元代的鹽政更加苛刻和嚴密，“國家財賦，鹽利為盛”，“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莫如鹽”。
明代軍費一直居高不下，“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于鹽莢”。明朝政府借鑒宋朝的鹽鈔，以“鹽引”控制食鹽專賣。商人每給邊關運送200石糧食，官方就給一張引票，憑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兩淮或河東換鹽去賣，其中的差價就是商人的利潤。
自劉晏創立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制以來，沿用855年，至明萬歷時代才被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商專賣制所取代。此后綿延300余年官督商銷權力尋租的紅頂商人時代亦自此開啟。
有清一代，鹽商壟斷鹽引的情況遠比明代嚴重得多。依靠對食鹽的特許經營權，鹽商完全有別于普通商人，與朝廷和官府的關系要密切得多。
來源：法制晚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