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刊載于《錢幣》報2015年1月上旬，如需轉載，請務必注明來源于《錢幣》報，轉載于中國集幣在線(http://www.ccbczpx.com/)，謝謝！
兩枚“高昌吉利”錢幣（見圖），一枚徑為20—20.5毫米，重3.8克，另一枚徑為20.2—20.5毫米，重3.4克，二者當屬平錢之列。此錢徑、重量的高昌吉利錢幣，尚無報道。
王永生先生在《錢幣與西域歷史研究》①一文中，將現(xiàn)存的“高昌吉利”實物來源列表介紹，從清李佐賢撰《古泉匯》載錄起，至2009年吐魯番出土有“高昌吉利”古錢上，計有24枚，并注：已有線索而未公開報道的個人收藏的高昌吉利，估計不下二十枚；但從其表中數(shù)據(jù)看，所列高昌吉利錢幣，錢徑均在25—26毫米之間，其最輕的一枚重量為7.1克，是由李蔭軒捐贈，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最重的一枚12.81克，2004年在吐魯番出土，由國內個人收藏，其它均在7.1克——12.81克之間，有9.5克的、10克的、12克的、12.5克的不等，就是沒有筆者所藏高昌吉利3.4克、3.8克的。
李志鵬先生在《試論“高昌吉利”錢并有民俗之風韻及其用途》②一文中披露：“該錢幣圓形方孔，質地青銅，有大樣、中樣、小樣多種版別，正背有內外廓，錢徑一般2.1—2.73厘米，穿徑0.6—0.65厘米，厚0.29—0.42厘米，重約9.3—14.3克不等。該文所敘高昌吉利的錢徑均大于、重量皆重于筆者所藏兩枚高昌吉利錢幣。可見，此二品罕見。
關于“高昌吉利錢”的用途，有“自鑄流通”之說，用于宮廷吉慶、賞賜、驅災祈福、民間喜慶及饋贈“壓勝”之說，有是高昌國鑄造的“紀念幣”之說，因其多出土于墓葬中而有隨葬冥幣之說。其實，隨葬硬幣至今在民俗中仍大量存在，因幣在未隨葬之時，在市面上就有流通功能；至于“壓勝錢”，有的也具有流通功能，只是鑄錢史料缺軼，難于查考；再有“紀念幣”有否流通功能，似乎難于斷定，而當今大量的紀念幣進入收藏拍賣市場，其本質也是一種流通；“高昌吉利”如作為紀念幣，，當時除頒發(fā)、賞賜外，一旦進入社會，有價轉讓，是可能的。
唐貞觀四年（630年）高昌國王麴文泰曾偕妻赴長安朝覲，受太宗隆重接待，賜其妻李姓并封長樂公主。“高昌吉利”錢幣當為紀念此事而鑄，或以為太子鑄行賞錢的可能性更大，可能鑄于古都長安附近③。“貞觀之治”是唐代盛世，商品經濟十分發(fā)達，各民族文化交匯、融合，相互影響，相互吸收，“高昌吉利”錢幣的遺存，就是一例。
經專家考證：“高昌吉利”四字雖為漢字，但是用漢字拼讀的古突厥語，意為高昌王兩次考古發(fā)掘各出土一枚“高昌吉利”錢幣，特別是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編號為519號的墓葬中同時出土的紀年為唐貞觀十六年（642年）的一塊墓志非常重要。因為它為“高昌吉利”錢幣的斷代提供了科學依據(jù)，即“高昌吉利”錢幣的最晚鑄造時間不可能晚于唐貞觀十六年，也就是公元642年。由此否定了此前以彭信威先生為代表的五代十國說，以丁福保、黃文弼、奧平昌洪等為代表的元朝說。自此，錢幣界基本認定“高昌吉利”錢幣為高昌王國時期所鑄④。
那么，高昌國是何時建國的呢？
隋唐時高昌（今吐魯番一帶）地區(qū)出現(xiàn)的小國。都城在高昌。460年（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四年），柔然滅沮渠氏，立闞伯周為高昌王，此后遂以高昌為國號。幾經變遷，至507年（梁天監(jiān)六年）金城榆中（今甘肅榆中）人麴嘉為高昌王。麴氏傳九世、十王，歷時一百四十一年。唐初高昌王麴文泰曾到長安（今西安）見唐太宗。立國造錢，歷朝歷代概莫能外。高昌國立國這么久，前文已敘高昌王國錢幣為高昌王國時期所鑄，具體何時、何因由哪位高昌王而鑄，至今難下定論。高昌王國平錢遺存，說明平錢曾經是行用錢；究竟從何時行用也是一個謎。
640年（貞觀十四年）高昌國為唐所滅，改其地為西周。當?shù)赝恋胤饰帧夂驕睾汀⑷嗣袂趧冢晦r產有谷麥、蠶絲、葡萄、棉花等，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與唐朝有密切聯(lián)系，當時“高昌吉利”平錢行用，當為應有之義。再有，其官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多與內地相似。因此，高昌吉利平錢，作為紀念幣或隨葬冥幣，是可能的。還有高昌國曾使用漢文或兼“胡書”（拼音字母），經專家考證，“高昌吉利”四字中的“吉利”二字因為突厥語ilik或ilig（即“王”）的漢語譯音⑤，說明高昌吉利平錢，在當時當?shù)亓鱾骱軓V，也有可能流轉至內地。
綜上所述，高昌吉利平錢集行用、“壓勝”、紀念、隨葬之功能為一體，也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
注：①④《錢幣與西域歷史研究》 王永生 《中國錢幣》2013年第一期
②③《試論“高昌吉利”錢兼有民俗錢之風韻及其用途》 李志鵬 《錢幣》2013年9月上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