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貨幣的“四少四多”

　　西夏是由我國西北少數民族黨項族建立的封建政權。黨項族是古羌族的一個分支，公元1038年，黨項族首領李元昊脫宋稱帝，建都興慶府，后改中興府（今寧夏銀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西夏政權與同時的宋朝相比，社會經濟文化比較落后。但在中原先進文化的影響下，西夏同我國歷代王朝一樣，也開始鑄造使用貨幣。自1805年甘肅武威首次發現窖藏西夏錢以來，西夏錢幣不斷有所發現，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在寧夏、陜西、內蒙古、甘肅等地陸續出土發現了為數較多的西夏錢幣。西夏貨幣是我國貨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繼承了中原王朝錢幣的風格，形制大小、厚薄輕重、錢文稱謂、文字書寫、鑄造工藝等均與唐宋錢幣相類，透射出漢文化的深遠影響，但又具有濃郁的民族和區域特色。筆者認為西夏貨幣呈現“四少四多”的特點：
　　一是自鑄錢少，使用唐宋錢多。西夏自景宗元昊1038年建國起，至1227年為蒙古所滅，存在約190年，共傳十帝。西夏十帝先后鑄造了“福圣寶錢（也有學者認為應釋讀為“稟德寶錢”）”、“大安寶錢”、“貞觀寶錢”、“乾祐寶錢”、“天慶寶錢”、“大安通寶”、“元德通寶”、“元德重寶”、“天盛元寶”、“乾祐元寶”、“天慶元寶”、“皇建元寶”、“光定元寶”等10余種西夏文、漢文錢幣。但受客觀條件的限制（鑄幣材料銅鐵資源不足）等原因，西夏自鑄錢數量較少，市場流通使用仍以中原王朝舊錢、尤其是唐宋錢幣為主。據對近幾十年來各地出土發現的西夏窖藏錢幣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西夏自鑄錢在窖藏錢幣中所占比例不足2％，而唐宋錢幣占比高達85％以上，最高的比例可達99％。
　　二是早期鑄錢少，后期鑄錢多。西夏早期鑄錢數量極為稀少。迄今所見，西夏早期鑄錢有西夏文錢“福圣（稟德）寶錢”、“大安寶錢”、“貞觀寶錢”、“乾祐寶錢”、“天慶寶錢”和漢文錢“大安通寶”、“元德通寶”、“元德重寶”等，均屬珍稀品種，難得一見。1993年陜西省定邊磚井鎮一次出土5000多公斤數十萬枚西夏窖藏錢幣，其中西夏早期鑄錢僅發現不到10枚。西夏后期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開始增加錢幣鑄造數量。后期鑄造的“天盛元寶”、“皇建元寶”、“光定元寶”等西夏錢幣目前存世數量相對較多。如上述陜西省定邊磚井鎮出土西夏窖藏錢幣中一次就發現了“天盛元寶”銅錢5000余枚。
　　三是銅錢少，鐵錢多。由于鑄錢原料不足，西夏早期自鑄銅錢較少，境內流通的主要是唐宋錢。到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天盛年間（1149－1169年），因經濟日益繁榮，對貨幣的需求量大增。加之，金滅北宋后，西夏與南宋地理阻隔，宋錢來源幾乎斷絕。于是天盛十年 (1158年)“始立通濟監鑄錢”（《宋史•夏國傳》），開始大量鑄錢�！疤焓⒃獙殹币渤蔀榱四壳按媸罃盗孔疃嗟奈飨腻X幣。由于西夏境內缺乏銅礦資源，因此天盛年間開始大量鼓鑄鐵錢以解決流通貨幣短缺問題。西夏后期鑄造的“天盛元寶”、“乾祐元寶”等鐵錢有一次幾百上千斤、甚至上萬斤的出土發現，可見其鑄造數量之驚人。
　　四是西夏文錢少，漢文錢多。西夏錢幣分別使用西夏文和漢文兩種文字。李元昊建國后，命令大臣野利仁榮主持創制了一套記錄本民族語言的文字——“西夏文”，史籍稱之為蕃書。西夏文字借鑒漢字的形制，在構成上可分為單純字和合體字兩大類，共六千多字，在西夏國內廣為使用。蒙古滅西夏后，當地仍舊使用，時稱“河西字”，經過元、明兩朝，至明代末年西夏文字衰落成死文字。19世紀初（清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甘肅學者張澍在甘肅涼州（今武威市）大云寺內發現一通兩面均鐫刻有文字的石碑，后被稱為《重修護國寺感應（通）塔碑》，該碑一面為漢文、一面經對照發現為西夏文字，西夏文始得以釋讀�，F已發現的西夏文錢幣都是西夏早期鑄幣，有“福圣（稟德）寶錢”、“大安寶錢”、“貞觀寶錢”、“乾祐寶錢”、“天慶寶錢”五種錢幣，其正面為西夏文，背面為光背，形制均為小平銅錢，非常罕見。漢文錢幣品種較多，有“大安通寶”、“元德通寶”、“元德重寶”、“天盛元寶”、“乾祐元寶”、“天慶元寶”、“皇建元寶”、“光定元寶”等，錢幣書體多為楷書，書法俊逸、流暢。這些錢幣除了“元德重寶”為折二錢外，其余都是小平錢。特別是西夏后期鑄幣放棄使用西夏文，只鑄漢文錢幣，因此現今存世的西夏漢文錢幣數量遠遠多于西夏文錢幣。
光定元寶（背）


光定元寶（正）


皇建元寶（背）


皇建元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