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對美國不遺余力地救助“兩房”，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不久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指出，美國政府對“兩房”的擬議援助，將導致風險社會化，其中蘊含著長期的道德風險。“基本經濟規律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金融市場中的那些機構已經享用了一場奢華的盛宴，而政府現在正要求納稅人來負擔一部分費用。我們應該干脆地說‘不’。”但就在今天，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發表文章稱，只有國有化才能救“兩房”。

　　兩種看似自相矛盾的觀點，出現在同一個媒體，其實正說明了分歧。干預與否，何時干預，這不僅是經濟學上的難題，也是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困惑。

　　事實上，自從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盛行以來，干預經濟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種做法。干預與否，廣泛地存在于我們的經濟生活中，而非今天所獨有。比如說，不久前對部分紡織品出口退稅的調整，也被認為是一種救市。

　　就中國而言，救與不救，首先要明確的前提是，股市與樓市到底處在一個什么樣的階段？是不是到了政府必須出手的時候？以樓市為例，房價到底降了沒有？降了多少？樓市危機是否已經到了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程度？對這些問題要有切實的調查與定量定性分析。這顯然是決定政策走向的一個前提。

　　因此筆者認為，政府現在應該做的是在充分聽取各界意見的同時，做充分的定量分析，在效率與公平上尋找一個均衡點。這是所有決策的前提。

　　救市與否考驗政府大智慧。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