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家驤 中國是世界上有悠久的貨幣經濟和豐富的貨幣思想的文明大國。中國古代綿延數千年，大部分時間處于大一統的狀態，商品貨幣經濟的發達和在貨幣思想方面的許多創獲長期居于世界領先的地位。中國近代雖然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高度發達的商品貨幣經濟，貨幣思想的發展也因經濟條件的局限而步履艱難。但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它的特殊的經濟發展道路和復雜、激烈的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卻使其貨幣思想的發展獨具特色，典型地反映了近代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貨幣思想發展的特殊歷程。 “五四”運動之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分析、揭露了舊中國貨幣制度的弊端，并且創造性地解決了在革命根據地建立新的貨幣流通制度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先是領導人民徹底改革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貨幣金融制度，建立起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貨幣金融制度，而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又進而領導人民適應實行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逐步展開了貨幣金融體制的改革，并使我們的貨幣思想和貨幣理論研究隨著改革實踐的發展而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總之，中國貨幣思想發展演變的特殊道路和鮮明的歷史特點，使其不愧為世界貨幣思想發展史上獨放異彩的篇章。研究中國貨幣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揭示中國貨幣思想的發展脈絡和規律性，總結中國貨幣思想發展的經驗教訓，不僅會為我國當前的貨幣金融理論探索和貨幣金融體制改革提供歷史的借鑒，而且能夠弘揚我國貨幣思想文化遺產，促進中外貨幣思想的交流，豐富世界貨幣思想文化的內容。 貨幣思想是商品貨幣關系與貨幣流通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是人們對商品貨幣關系和貨幣問題的認識和解決貨幣問題的思想主張。人們對貨幣問題的研究總是由實際存在的貨幣問題引起的，是為尋找解決實際貨幣問題的對策和方法才進行的。因此，各個歷史時期各種社會力量對貨幣問題的研究，總是圍繞著實際存在的貨幣問題展開的。貨幣基礎原理的探討也是適應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并在實際問題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當然，這種貨幣基礎原理的研究和創獲又會給實際問題的研究以指導、推動和啟發，使實際問題的研究取得更好的成果。中國自古迄今的貨幣思想，就是在不斷研究實際貨幣問題，在研究實際問題與研究基礎原理的相互推動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的。 一 中國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證明，中國最遲在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10世紀的商周之際就產生了金屬鑄幣，但是迄今發現的較為可靠的最早的關于貨幣思想的資料還是《國語·周語》中記載的發生在公元前6世紀末單旗反對周景王鑄大錢廢輕錢的言論。比目前所發現的金屬鑄幣資料晚了5個世紀。單旗反對周景王作重廢輕時提出的貨幣觀點，不是初始性的貨幣觀感，而是對貨幣問題已有一定深度的理性認識，因此我們可以說，比單旗的貨幣觀點更初級的貨幣觀點，一定很早就產生了，只不過是極少文字記載或雖有不少記載目前尚未發現罷了。 從公元前6世紀到目前為止，中國近三千年的貨幣思想史可劃分為古代、近代、當代三個歷史時代，而每一個歷史時代又都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即：古代，從先秦到唐代為第一時期；從宋到清代鴉片戰爭之前為第二時期。近代，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為第一時期；“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第二時期。當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為第一時期；從改革開放至今為第二時期。 二 從先秦到唐代，是中國古代銅鑄幣流通時期。這個時期的貨幣思想，是圍繞著銅鑄幣流通中出現的實際問題發展變化的。根據這個時期貨幣思想的發展演變，又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先秦春秋至西漢末為第一階段；西漢末至南北朝為第二階段；隋、唐為第三階段。 從先秦春秋到西漢末這個階段，可說是我國貨幣思想發展史上的起步、奠基階段。在這個階段，春秋戰國時的社會變革、諸侯爭霸和百家爭鳴及秦、漢統一、經濟繁榮與商品交換的發展，為貨幣思想的發展帶來了勃勃生機，從而使這個階段的貨幣思想圍繞著解決下述主要實際問題而得到了良好的發展。 1．鑄幣“患輕”、“患重”，鑄幣輕重與商品交換的水平和實際需要不相適應，這是史書 所記春秋末年存在的實際貨幣問題。單旗與周景王的分歧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單旗為此而提出的思想主張，回答了鑄幣輕重如何適應商品交換的水平和實際需要，提出了為調整鑄幣輕重而加鑄重幣或輕幣時使新、舊幣以“母權子”或“子權母”的辦法并行流通，在批評周景王“廢輕而作重”使“民失其資”時，強調了調整鑄幣輕重時不應“絕民用以實王府”，而應有利于商品交換和人民百姓。這是十分可貴的思想。 2．在商品與貨幣交換中，商品的貴賤與貨幣的輕重是什么關系？商品價格（即商品價值的 貨幣表現）的貴賤與貨幣購買力的高低是由什么決定的？怎樣才能使物價，特別是糧食價格的波動保持在“農末俱利”的限度內？又怎樣利用商品價格貴賤的變化和貨幣購買力高低的變化調節生產流通，促進生產發展，或進行商業經營，牟取商業利潤？這也是關乎實際利益而迫使人們探討解決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子貢、范蠡、李悝等，從商品物價的貴賤方面，從調節商品的供求方面，從如何掌握物價貴賤變化的規律方面進行了探討。《墨經》則從鑄幣的輕重與谷價的貴賤二者相互影響的角度進行了探討，提出了“刀糴相為賈”即刀幣和糧食相互表現對方的價格，指出了貨幣與商品雙方的交換能力是成反比的；并提出了“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從而說明了糧食價格的變動，也會引起貨幣購買力的變化。這些探討和論述，為認識價值的表現形式和商品與貨幣交換中的等價關系等問題，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3．鑄幣權應由誰掌握的問題，也是這個階段就暴露出來，經過爭議得到了較好的解決的問 題。貨幣既然是商品交換中自發的產物，那么最初的鑄幣便是私人鑄造的。但從周景王要鑄大錢的記載看，那時的鑄幣權已經是由君王掌握了。盡管如此，私鑄、盜鑄禁而不絕，也是自古而然。鑄幣權的歸屬成為公開爭議的問題是從西漢初開始的。秦朝在統一鑄幣形制時便實行了由國家掌握鑄幣權。漢初在允不允許民間鑄幣上有過幾次變化。漢文帝五年（前175）廢除《盜鑄錢令》，再次允許民間鑄錢時，賈誼和賈山表示反對，首先提出了由國家壟斷鑄幣權的理論和主張。賈山說：“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賈誼不僅力主禁止私鑄，而且力主將銅收為國有以防止盜鑄。他在論述自由鑄造之弊和禁銅“七福”時提出：“法錢不立”，私鑄不能禁，“市肆異用，錢文大亂”，錢幣不統一，阻礙商品流通。而禁銅之后，國家可以“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這里已經把國家掌握鑄幣權和利用貨幣調節物價、調控國民經濟聯系起來了。文帝沒有接受賈誼、賈山的意見，反而賜銅山給鄧通鑄錢。吳、楚七國叛亂后景帝六年（前151）再次禁止民間鑄錢，直到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明令禁止各郡國鑄錢，專由上林三官鑄造五銖錢，漢代的鑄幣權才較好地統一于中央政府。32年后的鹽鐵會議上，雖然賢良文學同桑弘羊等又為鑄幣權問題進行過一次爭論，但國家壟斷鑄幣權的局面并未因賢良文學的反對而改變。 后來的事實證明，由國家掌握鑄幣權和紙幣發行權，當然也會發生政府利用鑄幣貶損和濫發紙幣搜括民財等弊端，但與任民私鑄比較起來，國家壟斷鑄幣權和紙幣發行權，卻更便于實現貨幣的統一，因而也更有利于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 4．隨著國家大一統局面的形成及社會經濟的繁榮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國家如何利用貨 幣調節物價、調控商品市場，調控國民經濟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出來。如果說先秦范蠡、李悝的平糴平糶較早地提出和探討了這方面的問題，漢初賈山賈誼又在這方面作了進一步的提示，那么《管子·輕重》則對此作了多層面的系統的探討。《管子·輕重》雖然用名目主義觀點解釋貨幣，卻把貨幣作為國家掌握經濟和政治統治的武器的作用估計得很高。它說：“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管子》之所以把貨幣視為“守財物”、“御民事”、“平天下”的武器，一方面與其特別強調貨幣的流通手段的職能有關，它把貨幣稱為“通施”、“通貨”、“溝瀆”，實際就是認為貨幣在商品交換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對物價變動的因素及物價變動與貨幣幣值變動的關系，對于如何運用商品貨幣關系調節商品供求，調控市場、物價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有比較系統的探討和認識。他說：“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又說：“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谷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在運用貨幣調控經濟中，它還特別突出地強調掌握谷物價格的極端重要，提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人君操谷幣準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這些認識及其所提出和運用的一系列用貨幣調控經濟的政策措施，不僅在世界古代史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即使在今天也有歷史借鑒的意義。《管子·輕重》在論述商品貨幣流通時，不僅論及到商品數量決定商品價值，而且論及到了貨幣數量對貨幣購買力的作用和影響。而其在調節商品供求和物價中，也主要是靠國家設法增減流通中的商品數量和貨幣數量來實現其目的的。因此又可以說中國古代的貨幣數量論觀點最早是由《管子》中提出的。 5．如何認識貨幣在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在先秦到西漢這個階段就成了 人們探討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商鞅雖然并不完全否定貨幣在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卻又強調貨幣與糧食生產的對立性，在《去強》中提出：“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困而奸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于竟內，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內，金一兩死于竟外。國好生金于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西漢初的晁錯認為：“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雖然承認有了貨幣人們“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但他卻片面地強調貨幣給人們帶來的這種方便是為人們“背其主”，“去其鄉”以及行竊、逃亡提供了條件，從而提出了“貴五谷而賤金玉”。比起商鞅、晁錯，司馬遷的看法則更全面，更正確。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他說：“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史記》中的《平準書》，可說是中國最早出現的較系統地評述貨幣發展史的著作。他的上述觀點，既肯定了貨幣的積極作用，同時又指了了貨幣會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他的《平準書》就相當具體地考察和記述了商品貨幣交換對社會經濟所產生的復雜影響，他所說的“作平準書以觀事變”，實際上也就是有意識地探索商品貨幣經濟的演變和影響，即在商品貨幣交換和整個社會經濟領域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6．正是在探討上述主要實際問題的過程中，人們也對貨幣的起源、職能、價值決定等貨幣基本理論問題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 關于貨幣的起源，《管子》書中多處言及，最有代表性的是：“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這一說法并不十分明確，但基本意思說是鑄幣是湯禹在水旱之年為“贖民之無檀賣子者”而鑄造的。因而被史學家稱之為先王為救災造幣說。既然造幣是為了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所以這種造幣還是與買賣關系相聯，不過這不是講的平時發生的一般商品買賣，而是特指水旱災年發生的“賣子”，所以還不能與司馬遷的說法相提并論。司馬遷的說法是：“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這個說法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它很明確地提出所論斷的是貨幣的“興焉”，即起源問題，而且正確地指出了貨幣起源于“農工商交易之路通”，即起源于商品交換。這就為探求貨幣的起源，指出了一個正確的思路，成為本時期關于貨幣起源的最可貴的觀點。關于貨幣的職能，《管子》言及的最多，單旗也有所涉及。對于流通手段職能，《管子》說的最為明確，并且用這一職能給貨幣下定義。如說：“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民之通貨也”，“溝瀆也”。單旗所說的以“資幣”“振救民”，也就是發揮貨幣流通手段的職能。對于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儲藏手段等職能，不論是《管子》還是其他人，都只是說到貨幣發揮這些職能的表現，并未明確地作為貨幣職能來論列。 關于貨幣的本質，近代西方頗有影響的兩個理論派別，即金屬主義和名目主義，在中國貨幣思想的起步、奠基時期已萌發。如果說單旗反對周景王“廢輕而作重”表現出金屬主義傾向，那么，《管子》既同晁錯一樣把貨幣視為“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又以流通手段職能定義貨幣，就可以說是一個名目主義論者。同時也正是因為有這一點，再加上它關于商品數量決定商品價值，貨幣數量決定貨幣輕重的觀點。所以又可以說它是中國古代貨幣數量論的先驅。 由上可見，中國貨幣思想在其產生伊始這個階段．所取得的成果確實是很可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