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炒煤、炒棉、炒黃金、炒商鋪、炒油田……
　　溫州人，這個中國最具商業智慧的群體，以其敏銳的市場嗅覺，總能找到埋著黃金的寶地。他們的出手闊綽和抱團效應，使得他們每涉足一個地區、一個行業，所動用的能量總能攪得人心惶惶--這些可怕的溫州人！
　　他們是最懂得理財和投資的一個群體。這些大大小小的溫州老板們早年靠修鞋子、賣紐扣、做打火機，辛辛苦苦積累下本錢，現在則費盡心思琢磨怎樣錢生錢。沒受過多少教育，沒請過投資顧問，他們以一種與生俱來的草根智慧和地域習性，敏銳地捕捉到任何一個讓財富增值的機會。
　　令人恐慌的炒房團全國人民知道溫州人善炒的印象，最初從掃蕩全國的溫州炒房團而來；而民間對溫州游資的恐慌，也是來自炒房團。
　　炒房的風潮最早是從溫州人自家門口開始的。從1998年到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進入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市區房價快速從2000元/平方米左右，飆升到超過7000元/平方米。一度，溫州竟幾乎無房可炒。
　　到了1999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產市場，并逐漸形成規模效應。2001年，第一支購房團前往上海，與此同時，另一支購房團前往杭州。以此為始，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當地房價一路飆升。
　　溫州人的炒房有三大風格：一是首選投資的是商鋪、公寓、別墅。據調查，在滬購買商鋪意向的溫州人群中，半數以上喜歡購買30-50萬元的小商鋪，另有一小部分合股購買百萬甚至千萬元以上的整層商鋪、寫字樓。二是財大氣粗，屢屢采用一次性現金付款的款爺作派，讓世人稱奇。
　　跟他們做生意的風格一樣，溫州人購房也喜歡集團作戰，只要一人看中某一房產，必會召集親戚朋友前往搶購，往往一人幾套、幾十套地購買。所以，房產商、房產中介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如果能搞定一個溫州人，就能在短時間里把樓盤大量地拋售出去。
　　身家不菲的大老板們，能量自不必說。多數普通溫州人，又是如何撬動如此龐大的一筆炒房資金的呢？
　　在溫州人的炒房資金來源中，民間借貸是主要籌資方式。房產投資者的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自有閑置資金、企業資金、民間借貸和股權集資。使用最后一種籌資方式的往往是一些大動作，非一套或幾套房子的小搞搞，很有可能是買下整整一幢樓。借貸方以月利息3分（折算年息36％）通過溫州民間的地下錢莊借入，在投資機會熱的時候，利息有時甚至高達七八分。而且，這些人有時候相互擔保，親戚鄰里也因為借貸關系，而徹底綁在一起。
　　2006年，來自溫州銀監局的抽樣調查顯示，當時溫州民間流動資本約有1900億元，其中至少有400余億元常年跨區域流動。實際上，很早之前就有業內人士預測說，溫州市擁有5000億元的民間資金，外流到全國各地的資金則在3000億元左右。
　　這些可怕可敬乃至可恨的溫州資本每到一處，當地的房價就不斷暴漲；每到一處，溫州人都被當地人視為洪水猛獸。媒體、當地百姓口誅筆伐。
　　2004年，浮現出溫州超級炒家的升級版--溫州多家民營企業組成中瑞、中馳兩大財團，聲稱目標定位于廣泛集聚和調動中國規模龐大的民間資本，其中房地產尤其是投資之重點。有學者斥之不過為高級炒房團，呼吁政府出手干涉。
　　在強大的輿論攻勢下，兩大財團高薪聘請的CEO幾個月后悄然辭職，中瑞、中馳也不知所終。
　　對抗不了的宏觀政策
　　滿地生長的草根，生命力再頑強，總難和外部的大風浪相抗衡。種種跡象表明，溫州民資已越來越清晰地受到宏觀調控力量的打壓。
　　早在90年代初，溫州商人就進入了山西能源市場。當時，國內煤價低迷、煤礦效益不好，煤礦和礦山幾乎無法從山西本地的銀行得到貸款支持。而煤炭是個高投入產業，山西的煤老板們自有資金有限，來自溫州的投資者就充分發揮溫州民資豐厚的優勢，采用民間借貸的方法進一步籌集資金，一批掘進隊經理或職工順理成章將沉淀的資本就地轉業。當時，流傳著這么一種說法，在山西任何一個產煤市縣，都活躍著溫州炒煤團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