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災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使人不由反思：第一，今天我們的軍事變革是否有在重復20世紀30年代初的尊“黃埔”、輕本土，重理論、輕實踐，過于看重與國際“接軌”的形式，輕視與中國具體實踐條件的結合的傾向？第二，如果今天再次出現20世紀50年代那樣規模的西藏平叛行動，我們目前的現代裝備所表現的戰斗力是否可以比那個時代更有效？第三，中國西部多山，將產生于并適合于歐洲平原的軍事技術及建立其上的大縱深集團軍推進的戰術應用于中國，是否合適？可以肯定，我們必須更多地依賴中國傳統的作戰方式。中國軍事變革不能將傳統中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要因地制宜，推陳出新：在西南地區，我們部隊應加強山地特種作戰的訓練；在西北地區，可更多地借鑒西方大縱深戰術；但在東部海區，則要更多地向西方海洋國家學習。
20世紀30年代我們的紅軍在西南地區的重大軍事挫折中認識到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后來毛澤東回憶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焙\濤同志指出：“用戰斗力標準統一改革思想、衡量改革措施、檢驗改革成效”，那么，2008年我們的軍隊在同樣的地方再次經歷了非常的困難，我們能否通過這次經歷，更深刻地認識到科學發展觀對于當代中國的重要價值，在積極學習西方軍事經驗的同時，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之路，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