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

　　今年年初的雪災、5月的地震救災，給中國國防建設提出了兩點有益經驗。

　　第一，在中國南方山地，水運仍是人力和物資投送最便捷、最穩定的通道。這個經驗提醒我們長江對于未來中國國家安全所具有的重大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重視長江經濟價值的同時，卻忽略甚至削弱了長江的國防價值。毛澤東曾說：“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如果說“外族進攻”凝聚起中華民族的人心的話，那么，“修河”則強化了中國內地的政治聯系。河流是先于陸地和天空的航線，因而也是最古老和最不易受天災人禍影響的航線；也就是說，在所有的天災人禍面前，一般留下的直接可用的總是水運航道；這時，水航不僅是保證物資調運，同時也是軍事調運最基礎、最穩定的通道。正因此，它也就成了中國政治聯系及由此產生的中國統一的最基礎的紐帶。

　　“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正是由于有了京杭大運河，才有了古代中國北方與南方的聯系及由此產生的一次次國家統一戰爭；正是由于曾國藩控制了長江，才保證了近代中國的南北統一；正是有了長江，抗戰初期中國東南戰略物資才有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向西南的大規模遷移；最后，正是由于毛澤東打過了長江，才有了當代中國的統一。

　　保證中國統一的最核心因而最具全局戰略意義的紐帶是中國長江。對此，西方海權理論創始人馬漢，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說得很露骨，他說：“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于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可觀的政治權威。”馬漢的分析推進了我們對長江的看法，即中國長江不僅對于中國內部統一，而且對于抵御“外族進攻”都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目前，我們在長江修的許多水庫猶如一道道籬笆，而中國東西兩面只有長江可以天然貫通。在馬匹運輸有限且已經廢棄的情況下，自然水運如不再暢通，路陸通道和天空航線再因天災人禍而中斷，一旦國內出現大規模的突發事件，那我們就會因物力人力不能東西(東至臺海，西至川藏)兩面及時調度而陷入重大安全困境。

　　第二，在汶川地震中，救災部隊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實際上也是對我們這些年新軍事變革成效的實際檢驗。我們看到這些年部隊的軍事裝備已非常現代化了，但汶川地震發生后，我們的救災部隊進入災區(也是另類“戰區”)的速度卻遲遲跟不上。這使人懷念起我們20世紀30年代的在湘贛川貴一帶作戰的紅軍和在貫通大西南交通線的建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騎兵、鐵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兵種。當時我們的紅軍在川貴地區可以縱橫馳騁，靠的就是雙腳和馬匹運輸，非常靈活；而蔣介石的部隊則為重裝備所累、步步為營，非常笨拙，以至于毛澤東諷刺蔣介石“步步為營嗟何及”。60、7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鐵道兵、基建兵已在川貴一帶的“三線”建設中積累了相當豐富和有效的鑿洞、開道和建筑的經驗。但是，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中，今天我們部隊裝備技術含量大幅提升了，可部隊投入戰斗的速度卻不理想，最早到達地震中心的不是現代化機械與信息部隊，而是徒步行軍的少數官兵。救災途中，我們的部隊進軍速度為裝備所拖延，裝備不能隨人而動，這大大限制了被視為部隊生命的機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