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洛柴登古城鑄錢遺址的考古學意義
草原絲綢之路與綠洲絲綢之路（也稱“沙漠絲綢之路”）一樣，自古以來就是聯結歐亞文明的紐帶，曾對推動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發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戰國至兩漢時期，內蒙古地區地處草原絲綢之路的東端，草原絲綢之路從內蒙古東部開始，橫貫內蒙古全境。近年來發現的內蒙古霍洛柴登古城鑄錢遺址，就位于草原絲綢之路經濟帶上，是草原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地理位置極為重要。
為鑄幣制度提供考古實證
霍洛柴登古城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杭錦旗錫尼鎮浩繞柴達木嘎查北約1.5公里處。古城址平面布局呈長方形，城內地表遍布陶片及磚瓦等，經考證，時代為西漢武帝至王莽時期。其鑄錢遺址即位于霍洛柴登古城內的西北部。
2012年8月，杭錦旗霍洛柴登古城內發生了三起古錢幣窖藏被盜案件。隨后，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受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委托，對該三處錢幣窖藏地點進行了清理發掘。經清理發掘以及經公安局追繳的古
錢幣達數千公斤，這批錢幣大多為“貨泉”，另外還有少量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布”、“布泉”、“五銖”錢等。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霍洛柴登古城錢幣窖藏及盜坑時，發現了鑄錢作坊遺址，其平面布局略呈長方形，建于一層或二層白黏土硬面之上。在鑄錢作坊遺址內，發現了分布井然有序的鑄幣窯址4座。窯室及附近文化層中共出土150余塊錢范，此外，還出土有古錢幣、陶器、銅器、鐵器、石器及大量銅鐵煉渣、動物骨骼等。
此次發現的錢范年代為新莽時期，材質均為陶質，有正范和背范，錢文主要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經考古發掘，還出土了9塊有確切紀年的錢范，上有文字“始建國元年三月”、“鐘官工……”。“始建國”是王莽年號，為公元9年。窯室內及其附近還發掘出土了多枚西漢“半兩”、“五銖”銅錢，銅錢大部分已殘半，未經打磨修整，推測應是在該處鑄幣窯址鑄造后，未曾流通使用的。窯址附近還發現有制曬坯場地。整個作坊遺址布局合理，應是經統一規劃建造而成，在國內尚屬首次發現。
從鑄錢作坊遺址發掘出土的西漢“半兩”、“五銖”銅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錢范，窖藏銅錢以及曾調查發現的一塊完整的漢“五銖”陶范等遺物分析來看，霍洛柴登古城鑄錢作坊遺址的年代應該起于西漢武帝時期，終于新莽時期，時間跨度百年以上。鑄幣遺址的發現說明，王莽時期已改變了漢武帝時期郡國不能鑄錢的制度。另據古城內曾出土的“西河農令”銅印以及附近古墓葬及遺物等推測，霍洛柴登古城應為西漢至王莽時期的西河郡郡治所在。
為絲路貿易提供貨幣支撐
霍洛柴登古城鑄錢遺址所在的鄂爾多斯地區地處黃河南岸，古稱河南地。秦漢時期，為了抵御匈奴侵擾，秦漢王朝曾多次派重兵攻取、駐守鄂爾多斯地區。從發掘出土的錢范、錢幣實物情況看，霍洛柴登古城及其周邊發現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泉”等，應是本地鑄造，以就地解決當時軍事、經濟方面的費用。同時說明，西漢至新莽時期，鄂爾多斯地區也是其直接管轄、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鑄錢窯址、錢幣窖藏、有確切紀年文字的錢范等，對于研究我國西漢及新莽時期的貨幣制度、冶鑄技術等領域都有重要意義。
兩漢時期，社會長期處于安定狀態，貨幣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農牧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利于雜居在內蒙古地區的匈奴、烏桓、鮮卑、漢等民族相互融合，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祖先血脈的一部分。而今天，內蒙古成為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北部邊疆，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
草原絲綢之路東段最為重要的起點是內蒙古長城沿線，這里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匯的核心地區，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鏈接點。據目前的考古材料看，草原絲綢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紀前后。其形成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要有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商品交換離不開貨幣的支撐。內蒙古地區草原絲綢之路上的漢代貨幣，�？梢姷健鞍雰伞薄ⅰ拔邈彙薄ⅰ柏浫�、“大泉五十”、“貨布”等形制，與霍洛柴登鑄錢遺址出土的錢范、錢文和貨幣相同。由此可推測，在草原絲綢之路中流通的貨幣，一部分來源于霍洛柴登鑄錢遺址。
內蒙古境內發現的這處漢代鑄錢遺址與草原絲綢之路有著密切聯系，可以說，霍洛柴登古城鑄錢遺址所制造的錢幣為草原絲綢之路的商品交換及發展提供了一定的貨幣支撐，對兩漢時期內蒙古地區草原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與延續起到過重要作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崔樹華 連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