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錢幣乾元重寶背東國鑒賞

　　一枚主要樣制出于中國的高麗王朝珍品錢

　　——“乾元重寶”背“東國”

　　山東  周金科

　　“乾元”二字在中國古代圣人所集成的《易經》這本解開宇宙人生密碼寶典的書籍中被精辟歸結為“開創”之意。其代表性八卦符號列“乾”(即天)為首，“釋天象創生人與萬物使之循環復始而息息不生”，語意簡練卻包含著大自然蕓蕓眾生對上蒼的崇拜等樸素辯證法哲理。

　　“乾元重寶”錢是我國唐代(可稱唐、大唐)中期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所鑄行以銅材為主的貨幣，制內方外圓，亦為“重寶”錢名的開端。初鑄品錢徑大多26~30毫米，重6~10克，以一當十與唐“開元通寶”并行。翌年，此錢又行大小徑不同的“重輪”，一當開元錢五十枚，被百姓呼為虛值，短期便引起全國性的通貨膨脹，引發私鑄充斥，貨幣大幅貶值，物價狂漲，斗米自盛唐時的十錢左右飆高至七千錢，正常商品流通秩序被打亂，帶來的后果是民聲怨恨，社會動蕩不安，國家經濟出現紊亂。寶應元年(762年)代宗李豫即位后迫于幣值混亂給民眾帶來的危害甚烈，明智詔令大小錢均作一(文)使用并大量鑄行徑24~25毫米、重4克左右的“乾元重寶”銅平錢(本文下稱“唐乾元”)，這個順乎民意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平抑了市場交易中的惡性循環，從而避開因貨幣危機導致對朝廷的不測風險。終唐末期的唐乾元與其他規格的乾元錢一樣，大多數光背無文，少數可見月、云紋，星號及瑞雀圖。

　　隋代以前貨幣多以重量為名稱，自唐始改稱“通寶”、“元寶”、“重寶”，取其通行寶貨(寶錢)的意思，統一了貨幣稱謂。除武德四年(621年)開鑄“開元通寶”外，以后各代所鑄錢幣大都冠以當時的年號，錢的形制、大小、重量等也是各代相延，差別不大，幣制標準化程度經不斷改進、整合，已達臻于完美的地步。唐代“寶錢”制的創立符合社會生產力和自然經濟發展規律，完善了貨幣體系，給市場經濟帶來極大便利，國家獲利強盛，人民受益富足。據《新唐書· 食貨志》記載：自高祖李淵到德宗李適(780年)近一百六十年間，所鑄錢幣整齊劃一，品種繁多，數量相當可觀，在開元、乾元、天寶三個時間段全國錢爐近百處，年產量達三十多萬緡。這時的大唐政治穩定、社會寬松、經濟繁榮，與鄰近地域及海外貿易十分活躍，作為一般貨幣種類的唐乾元等鑄幣經物貿與人員交往后不斷流向現朝鮮半島、日本等東南亞各地，對這些地區貨幣的產生和發展起了重要先導作用。

　　從公元前2世紀中國西漢直到公元18世紀末的清朝時期，朝鮮半島上的各國均是中國歷代(朝)藩屬國。公元4世紀以來島上有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個相互獨立政權鼎力，語言文字通用漢文，但無漢字貨幣，商品交易方式原始，生產力低下，正如《周書·高句麗》中所言及：“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公元936年，勢力較強的高句麗武力統一建立了高麗國(稱高麗王朝或高麗朝)。為發展對外貿易與民間商品經濟，高麗朝在以行用白銀做大額交易的基礎上還需常用規范性幣種以改善流通手段。時下高麗朝上至王室、臣官，下到庶民大多深受中國傳統漢文化和唐幣制的影響，于高麗成宗王治十五年(996年，宋初至道年)用鐵材仿鑄“乾元重寶”錢(徑大于一般平錢)，為區別所見，在錢背穿上下加有“東國”二字(意我地在中國之東)。因無鑄幣經驗，所出幣品材疏制陋，文字模糊，毫無美感，小批量行用后被認為失敗之作遭棄。繼任穆宗王誦二年(998年，北宋真宗咸平元年)按前朝已制“乾元重寶”的基本造型結構，采用銅材又對形樣、錢文等鑄制工藝改進后重新試鑄，獲得成功。制品形制規范、紅潤光亮、廓深字峻，便于攜帶使用。因鑄量少的緣故，大都被宮內、王、公、國戚等上層權貴作為奢侈品用于節慶喜錢或賞賜，漸變為紀念幣性質，流通范圍不大，成為高麗王朝也是后來朝鮮半島最早帶有文字的正式貨幣，后人為方便起見多稱其為“高麗乾元”。隨著時間推移和世事的不斷變化，一部分高麗乾元逐步擴散到了民間流用。到肅宗王顒年間(1095~1104年，北宋紹圣年內)又仿宋朝平錢式樣陸續鑄“海東”、“東國”、“三韓”三品文廓規整的寶類錢，緣銅等礦產原料的匱乏，除“海東通寶”量較多一些，其他產量有限，未能大批推廣。高麗王朝雖已一百六十多年，源內外部無休止的動亂和戰事使銅錢普及過程進行的十分曲折緩慢，落后的生產力依舊無大改觀，民間小額交易仍以米、布、麻、碎銀等做媒介，大宗貨品與海外交易則用黃金小錠和數十兩重的銀錠類。公元1393年高麗王朝將軍李成桂廢王自立，改國號“朝鮮”，鑄“朝鮮通寶”(銅)平錢發用商品流通領域。由于長期原始小農交換模式的習俗觀念在民間根深蒂固，使用范圍仍不廣泛。歷史進步到李朝仁宗十一年(1633年，明崇禎年)至肅宗李焞五年(1678年，清康熙年)，朝鮮針對因幣制不暢經濟發展嚴重受阻狀況，即以法定律令推行“常平通寶”銅制錢的行用，效果甚好。該錢各種大小幣值品種、版別等鑄量繁多，成為貨幣中主流幣種，與18世紀后期采用的機制銅錢混用，穩定流通長達二百六十年，徹底改變了朝鮮社會的原始經濟和幣制結構。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方戰敗后，朝鮮被迫結束與中國的宗藩關系。

　　此平錢，徑24毫米、厚1.2毫米、穿約6.2毫米見方，重3.9克。幣材青銅淡紅，質優；面“乾元重寶”四字直讀，第一字作魚鉤乾如“乹”；背穿上“東”下“國”，計六字隸書。面文運筆粗細適中，遒勁流暢；端莊沉穩，規范優美；文廓較深，見棱見角；面光潔，地章平整；尤其是書體起筆的自然穩健，成筆的渾厚雅致，收筆的灑脫利落等都與唐乾元鑄工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錢體無砂眼、夾雜等瑕疵，鑄工細膩，不論是四字面文還是形制構成都趨于嚴謹。因背文廓本就淺，加之磨損過甚，“東國”兩字已近平于肉面而難辨，“國”字只能依形顯現出右半邊；細看二字無任何改刻、粘貼等偽作痕跡，系一體模鑄。面結滿入骨的薄層硬綠銹，背光滑銹跡較輕；經手撫摸把玩后的表面潤綠，銅色熟舊，包漿晶瑩自然；看色相應出于時間較長的熟坑。值得注意的是若將錢正、背文仔細對比可發現“東國”筆劃夷粗，字型偏大臃腫，少了隸書應有的勁健俊逸之意態。“東”字上部為了不與輪緣內側頂鑄，將字頭上部的緣內沿擴去些許；方廓上下邊與字體連鑄在一起，字構架空間多已被壅塞；對比疏朗有致、落落勁秀的面文似存在書風欠通，不是同一字法鑄就的差異；且字形反差之大，實有悖常理。筆者對此奇特現象產生了濃厚興趣并欲一探究竟。問題關鍵是要澄清此錢是否高麗朝或其他地鑄制(如代鑄等)就很重要，背文只是據理的一個方面，質材判斷則可靠性較大。在參閱有關史料并將唐乾元同類錢與文中實物比對后提出探討性看法：高麗朝與唐代鑄幣的主要區別方式在于紅銅中含其他輔助合金量的多少，“高麗乾元”因錫鉛加入比例少呈淡紅色；唐乾元加入了較多的錫鉛變為微(泛)黃色；該幣色澤(磨邊后清晰可現)與“高麗乾元”用料描述很是相似，可基本判定應是高麗朝鑄真品。對于正背文不統有嫌的疑問，可從錢體在鑄造中出現的細小變化中看出端倪：文字邊、角、曲棱及廓邊、側沿等不夠整肅犀利，文廓深度特別是背膚淺，最為明顯莫過于面文字劃所凸現出的一些鮮明特點，如“元”字下半部形似“兒”的筆劃挺拔堅實，弧度似蓄勢待發的強弓；末筆彎鉤委婉有力、梢尖如錐，筆接外廓(其他字也似類同)；唐錢字風每每顯強，時代氣息濃郁。而據已刊發的另品高麗朝鑄“乾元重寶”平錢樣物圖示：“元”中同似“兒”的筆意雖重，走筆卻孱弱(正背文相同)，字劃粗細不勻，末筆拐大彎無鉤尖并離外廓線較遠，徑(25毫米)、重(4.8克)、書法自成一體，儼然分屬“高麗乾元”不同版別。至此，可否推理因背文引議而論的這枚面文與主體造型結構與唐乾元如出一轍的“乾元重寶”背“東國”高麗朝鑄幣，是用精整唐乾元原錢做母模翻鑄而成。背文則是在另起后模基礎上淺刻(寫)后鑄成，致使面背字法不統一。以上分析說明高麗朝制作的乾元錢版別不止一種，尺寸、重量、錢文筆法隨著各有別樣，本文所示便是例證。出現這種情況估計是制錢初始受繁雜技術工藝或時間等諸多因素的限制而走了“借雞生蛋”的捷徑，也有可能是地域不同的鑄品。在了解個中原委后疑慮也就隨之釋然，至于這種現象是個別存在還是帶有批量性，因無更多的旁證和記載不便定論。

　　該錢作為朝鮮半島初期貨幣制作時間早，行用范圍狹窄而存世量少。歷經千多年政權更迭、世事滄桑及民間損毀湮沒等自然淘汰，能流傳我國保存至今已是難得，盡管背文差矣，作為值得研究的版別也是不多見。拙對朝鮮銅錢的認識理解極為有限，難免謬誤奇出，望同好專家不吝賜教，深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