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電分家，郵政總局與鐵道部、交通部合并，國務院業務組成員粟裕受周恩來的委托，分管新的交通部。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擬訂了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這樣的會議在文革爆發后是第一次，周恩來順著穩定文革既定格局的意圖，苦心孤詣發展生產，盡可能減少文革動亂帶來的禍損，使1970年的經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郵政總局劃歸交通部使得新的郵票志號——編號票贏得了破土而出的契機。經濟建設的暫時復蘇使得工業題材的郵票選題躍躍欲試。 

（二）敬愛的周總理接二連三直接過問、親自關心郵票工作。 

1969年6月12日，根據的批示，中共中央發文，要求在宣傳形象時，“不要追求形式，要講究實效”。1970年9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明確指示：“郵票上不要再印毛主席像、語錄、指示和詩詞”。這一重要指示進一步遏止紅海洋泛濫的勢頭，也為郵票題材的多樣化開了綠燈。接著在1971年4—5月間，粟裕親臨交通部，傳達周恩來對《建黨五十周年》郵票的意見：黨的五十周年要加強宣傳，郵票要印國際郵資面值，使來華國際友人能貼用黨的五十周年郵票寄信，也起到宣傳作用。這便是“編號17——首都天安門”郵票標出22分面值的直接原因。“九一三”事件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總理在日理萬機之中親自審定了由張克讓設計的《亞非乒乓球友好邀請賽》四枚郵票的圖稿，使這套色彩豐富，熱情洋溢的郵票得到了首肯。 

（三）粟裕同志領導并實施郵票出口業務的恢復 

1968年7月1日郵電部軍管會在王府井開辦了一個“中國人民郵票服務部”，出售文革以來的郵票。1968年9月27日江青在中央宣傳會議上突然發難，大罵道：“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郵公司，是外國人搞特務活動的場所，以集郵為掩護，交換情報，你們要立即停止營業！”迫于江青的威，1969年2月我國對內對外的集郵業務被徹底取消。1971年6月初，粟裕在聽取郵政工作匯報。當郵政總局的負責人之一燕鼎談到我國集郵業務取消后，國內外反映強烈，集郵愛好者紛紛來信，，許多僑胞和外國朋友來信索要中國郵票，不少人寄來外幣要求購買中國郵票。粟裕當即指出，集郵本是一項群眾性非常廣泛的活動，在國外，從老頭、老太太到娃娃都很喜歡集郵，他們希望得到一枚新中國的郵票。我們停辦集郵業務，違背了集郵愛好者的愿望，人家當然有意見。粟裕還說，開辦集郵業務，恢復出口郵票，可以擴大新中國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影響，外國人和僑胞可以從方寸郵票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