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與通寶幣制相關的歷代貨幣思想，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
    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在學術界思想解放、百花齊放的新形勢下，中國貨幣史學和錢幣學研究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學術界不僅對歷代通寶貨幣進行具體而微的錢幣學考察，而且就通寶幣制開展的貨幣史研究也日漸深入，已發表的論文中力作頻見，勝義迭出。同時，其間出版的經濟史、財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關于通寶幣制的精辟論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漆俠的《宋代經濟史》，汪圣鐸的《兩宋財政史》，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李潛龍《明清經濟史》等。在古代貨幣通史方面，蕭清推出一卷本《中國古代貨幣史》，該書以24萬字篇幅濃縮地論述了古代貨幣發生、發展歷程，對于通寶幣制給予較多關注，在表述角度和側重點上對彭著有所突破。在貨幣思想通史方面，葉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國貨幣理論史》，在系統探究歷代貨幣理論的宏大背景下，論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來的通寶貨幣思想，在研究視野和理論詮釋上皆有新突破，同時填補了中國近代貨幣理論專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蕭清的《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葉世昌的《中國經濟思想簡史》和趙靖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論及與通寶幣制相關的貨幣思想，代表了國內學術界在這方面課題上所達到的較高研究水準。
    當然，從本課題的學術角度而言，上述貨幣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這些著述均為全景式貨幣通史性質，將各個朝代、各種貨幣統統納入其研究范圍，而不可能對其中的通寶貨幣作專題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沒有一部通寶幣制的學術專著，誠為百年貨幣史學的一大憾事。其次，從作為一門制度史的學科建設來看，在其邏輯思路、整體結構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處。比如對通寶幣制在內涵、外延范圍內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疇研究不盡全面，諸如每個王朝的貨幣管理體制、鑄造機構、鑄行法律、法規沿革等幣制最基本層面，亦可稱為幣制的硬件，幾乎被忽略而付闕如。
    回眸本世紀的貨幣史錢幣學研究，經歷了民國和當代兩度高潮，其間學人輩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學術界對通寶幣制各個側面展開的單題研究，逐步廓清對這一歷史制度真相的認識，提高了理論詮釋水平，近年有關通寶幣制的考古文獻資料也呈現新的開發局面。值此中國泉學百年總結集成、學術走向世紀換千的歷史時刻，系統總結通寶幣制史的學術環境和條件已漸趨成熟。
　　 　
三
　　
    基于以上認識，筆者在從事江蘇貨幣史研究課題時便萌發了對于通寶幣制特別執著的興趣，在經年思考醞釀后，慎重選擇本課題作為學術攻堅的戰略突破點，旨在填補學術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統論述通寶貨幣制度創立、發展和衰亡演變史的專題著作--《中國通寶幣制史稿》。
    關于本書性質，如所周知，古代貨幣的研究存在貨幣史和錢幣學的學科分野。本書以貨幣史學的研究為主體，同時遵循當代學術趨勢，努力將兩門學科緊密結合，揚長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學術信息方面，亦付出較大努力。本書稿引用、參考貨幣史、錢幣學和經濟思想史著作數十種，以及刊登在高校學報、經濟史和錢幣學專門刊物百余篇論文，廣泛了解和把握海內外在這個領域的學術動態，充分吸取歷代學人和時賢研究精華。
    在學術創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貨幣史著的思維定勢和研究局限，以社會經濟史為基本背景，以通寶幣制和幣政為研究重點，突出歷代封建皇朝在貨幣制度建設與貨幣管理決策方面的經濟職能和主體作用，盡可能搜集豐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體生動地反映通寶幣制運行史貌，深入評析歷代有關通寶貨幣的經濟思想，客觀展示通寶貨幣文化的輝煌成就。
    對于通寶幣制在歷代演進中產生的重大歷史問題，本書稿也力矯以往史著中考論不力，與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諸不足之處，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實，勾勒脈絡，闡明觀點和傾向，力求給讀者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啟迪。諸如通寶幣制之淵源、通寶之命名、唐代之錢重物輕、唐宋鑄錢機構之沿革、宋代之夾錫錢、明清之銀錢關系等許多重大問題，均提出作者獨到見解，盡量做到根據充分，思路縝密，在自圓其說的基礎上有較強說服力。
    關于通寶貨幣文化部分，《史稿》首次全面系統地論述了通寶書法藝術，總結歸納了大量錢幣學著述，將一些分散的研究成果加以集中提煉，在內容涵蓋面上超越了一般著述或工具書。能夠提綱挈領，要言不煩，并配合文字敘述設計了有關表格。
    鑒古知今、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和生命力所在，貨幣史研究也同樣以此為旨歸。在對通寶幣制史學描述的基礎上，本書注意到公允評價歷代通寶幣制幣政的積極作用，反思其歷史局限和政策誤區，詮解其演變之內在規律和成敗之由，從而為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金融體制建設和管理決策，提供切實有益的歷史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