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形成與通寶幣制密切互動的貨幣思想流程。這筆思想遺產既是我們全面把握通寶幣制演變的不可缺少的寶貴史料，又是深入詮釋通寶幣政決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經濟思想所能達到的歷史高度及其自身難以逾越的認識局限。在唐代，圍繞鑄幣權收放的政策抉擇，劉秩祖述《管子》和賈誼學說，對國家壟斷鑄幣權原則作了繼承和發展。在對錢荒的剖析和對策論議中，陸贄依托傳統輕重論，更清晰地表述了銅鑄幣條件下的貨幣數量論。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寶流通速度與數量間關系，最早提出了貨幣流通速度的理論概念。宋人周行已則闡發了"錢與物本無重輕"，"而相形乃為輕重"的思想，使傳統輕重論空前地逼近了科學價值論學理。這些認識成就，是唐宋通寶幣制極盛時期深入發展的貨幣經濟現象在主觀認識上的反映，也指導了朝廷有關貨幣決策，為改善貨幣現實發揮了某些積極的影響。
    自紙幣問世后，南宋楊萬里、陳耆卿運用傳統母子相權論，創造性地提出錢楮母子論。上述理論思考，對宋代錢鈔并行流通現實和通寶與鈔幣間關系的認識達到一定深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稱提之術"，即運用通寶、銀絹等收兌流通中過多的紙幣以穩定紙幣幣值的管理調控方法，這是歷史上幣論與幣政密切互動與結合的典型史例。歷史進入明清時期后，在銀、錢、鈔多元貨幣體制的背景下，持續出現了"廢銀行錢"的貨幣思潮，許多啟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黃宗羲至近世的馮桂芬等均未能免俗。這種貨幣思想發展遲滯現象和"戀銅情結"，亦是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緩滯的歷史投射。同是對通寶幣制的維護與推重，卻因為時代的變異而具有進步與落伍的分野，其間歷史因果與是非，無疑也構成了回溯古代幣制傳統和通寶貨幣思想時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題。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通寶幣制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項貨幣制度，精蕪并存，包羅宏富，歷盡興衰，影響深遠。通寶幣制以其內在的歷史價值和學術魅力，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貨幣史學的重大課題。
　　
二
　　
    通寶幣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來歷代正史的《食貨志》，一般都記述本朝的通寶幣制運行與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冊府元龜》、《通志》，元代的《文獻通考》，明代的《續文獻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續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會典》、《會要》等都載有這方面的內容。但嚴格而論，由于傳統時代學人對于經濟現象認識理解能力的局限和傳統學術中經濟史學的有欠發達，致使這些典籍對通寶幣制在研究層面上留下的認識成果相當有限。從當代學術的角度而言，毋寧將它們視為通寶幣制的基本史料。
    從錢幣角度研究通寶貨幣，在中古以來學術史上卻一直是門久盛不衰的大學問。唐代有封演的《續錢譜》。南宋洪遵著《泉志》，為現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學專著。明代有胡我琨《錢通》等。至清代泉學再盛，名著如翁樹培的《古泉匯考》，倪模的《古今錢略》，李佐賢的《古泉匯》等。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寶錢幣文化的大量資料和學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國時期，丁福保編著《古錢大辭典》，雖屬大型工具書，實際上匯聚了歷代有關通寶的拓片和論述資料，代表了民國時期通寶錢幣文化研究的水準。凡此，皆為今天深入研討通寶貨幣文化營造了豐厚的學術基礎。
    運用近代經濟學和歷史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貨幣，起步于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時第一部中國貨幣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國泉幣沿革》，1915年出版，全書八節中只有第一節"歷代泉幣沿革大略及制錢沿革"簡略地敘及通寶貨幣。1925年張家驤出版《中華幣制史》，全書十余萬字規模，其中第一編述及通寶幣制。
    五六十年代關于中國歷代貨幣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彭著熔貨幣史和錢幣學于一爐，對兩門學科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被學界公認為是標志本世紀中國貨幣史學發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該書在敘述歷代貨幣通史過程中，給予通寶幣制空前的關注，對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寶貨幣的鑄行、購買力、貨幣理論和信用問題，運用異常豐富的史料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和論述。諸如唐代通寶的幣重幣輕，宋代的錢荒與銅錢外流，唐宋通寶購買力的波動，明代通寶的行廢，清代通寶制錢流通中的銀錢比價等通寶幣制史上許多重大問題，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討并提出明確的結論，其中不少經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觀點皆澤被泉界，啟迪后學。雖然有些論證和看法有待進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是仰之彌高的。
    60年代問世的斷代貨幣史著，有楊端六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全書七篇中以三篇的規模對清代通寶幣制--即制錢制度首次進行了詳盡的整理和論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寶幣制最好的專著。60年代還有胡寄窗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冊、中冊出版，該書中冊不少篇章也開創性地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