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第二套人民幣發行之后，票面上“中國人民銀行”這6個端莊秀雅的行名字立即引起了廣泛贊譽，隨后它成為央行獨特的、深入人心的重要標識，公眾多有議論：“中國人民銀行”這幾個字到底是誰題寫的呀？但由于 “保密”需要，一直無人回答�！�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和思想觀念的解放，一縷尊重歷史、客觀評價事物的清新之風，讓禁錮了多年的人們思維活躍起來。其中，第二套人民幣的“中國人民銀行”行名的題寫問題，也由媒體披露進而成為人們和相關部門關注的話題�！�
　　眾說紛紜話題寫　
　　據相關資料顯示，關于行名題寫問題有如下說法：　
　　“冀朝鼎說”。1983年3月1日的《山西日報》載文稱：“中國人民銀行”6個字，是原人民銀行辦公廳工作人員、新中國貿促會的第一任秘書長冀朝鼎先生的手筆。登載這則消息的還有天津的報紙、《文摘報》等�！�
　　“馬文蔚說”。原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編輯處參事、研究員馬文蔚，在1983年寫給副行長胡景沄信中稱“中國人民銀行”以及金額等字是自己所寫。并回憶說：“1951年的一天，南漢辰行長叫我到他辦公室里，讓我試試從故宮借來的毛筆，我問‘寫什么’？南行長說‘你就寫寫咱們的行名吧�！�我寫了好多，用白、黃、紅等各種顏色的宣紙，后來又寫了金額字、年號�！薄� 
　　“鐘靈說”。1984年10月，鐘靈先生（原在中南海中央機關工作，后調北京電影制片廠，有資料記載他是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的書寫者）給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干部陳溶寫信，稱“中國人民銀行”6個字是自己設計、馬文蔚書寫，并詳述了1952年或1953年間，曹菊如副行長讓他設計“中國人民銀行”六個字的具體經過和細節�！�
　　“張蘇說”。這期間還有其他老同志寫信給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喬培新，稱“中國人民銀行”六個字是張蘇同志（曾在河北阜平縣任縣長）所寫，同時敘述是南漢辰行長讓其寫了三次方才滿意，并說《保定日報》曾登載過有關張蘇題寫“中國人民銀行”的故事�！�
　　打開塵封說原委　
　　由于央行首任行長、同時也是第二套人民幣設計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南漢辰同志已經過世，檔案中又無任何記載，面對社會上對行名題寫的眾說紛紜，中國人民銀行有關部門為了搞清事情的原委，展開調研、分析、核實等一系列的工作，以尋求歷史的真實面貌�！�
　　派員赴馬文蔚處調查。1983年的春末時節，北京印鈔有限公司高級工藝美術師、設計雕刻室主任張作棟和高級工藝美術師陳明光受命前往山西省陽曲縣進行調研。張作棟先生作為參與設計第二套人民幣專家，當年就是他從總行有關人員手中接過“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原稿，往事記憶猶新。陳明光先生對魏碑、隸書書法藝術專有研究。他倆向馬文蔚先生說明來意，并請他再次書寫行名字。雖然馬先生年過八旬，書寫時手有點抖、有點生，但從字體的走勢看，與人民幣上的行名字體一脈相承。馬文蔚所述當年題寫的內容與張、陳帶去的原稿上的內容也相吻合。此時的馬文蔚仍舊保持謙恭的態度說道：我寫后，是南行長在許多字中挑選的，功勞應該是南行長的。他一再解釋說：如果不是山西日報登載的文章，我還不會給總行領導寫信。張作棟、陳明光將調查的詳細情況和馬文蔚新寫的書品一并送到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該局在向央行領導的報告中稱“將所存的原書寫稿與馬（文蔚）現時書寫字體對比是一樣的，馬（文蔚）所述原稿件的基本情況也和原稿相符”。　
　　與當年馬文蔚的同事訪談�？傂杏嘘P人員還先后找到與馬文蔚同期在總行工作過的朱紹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北京市政協委員），李舜英（總行參事室干部，與馬文蔚同時來到總行經濟研究處、計劃處工作），舒煙（總行辦公廳干部），以及馬文蔚調陜西省分行后的同仁袁寶林（人行陜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等人進行訪談，他們均提供了文字資料，從不同角度舉證了馬文蔚書寫“中國人民銀行”的可能性與真實性。有老同事回憶：“中國人民銀行”行名系張黑女體，學這種書體的人不多，而這正是馬文蔚所擅長的書體；還有老同志說：馬文蔚還曾給廣東省人民銀行以及其他一些地、縣支行寫過行名，與“中國人民銀行”行名的書體較像�！�
　　后來，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干部陳溶于1984年5月來到山西，對馬文蔚先生進行了訪談。當年7月20日，她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中國人民銀行”六字是誰寫的？》，文中寫道 “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辰同志發現他的書法很好，于是囑他寫了‘中國人民銀行’六字，之后南漢辰同志交付印制部門使用。由于南漢辰同志生前沒有把書寫人的名字透露給任何人，三十幾年來，廣大職工并不知曉�！薄�
　　為此，中國人民銀行有關部門給馬文蔚復函：對于你提出的人民幣（行名的題寫）是南漢辰行長在任期間確定的，是屬實的�！�
　　貢獻猶在后人心　
　　央行領導和有關主管部門拂去歷史的塵封，對行名題寫的問題予以明確的結論，當是金融界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筆者認為，我們在認定馬文蔚先生題寫行名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冀朝鼎、鐘靈、張蘇等人題寫行名的說法也絕非是空穴來風，其重要的依據是：　
　　在設計第二套人民幣時，是沿用董必武主席的楷書題字，還是另請他人來寫，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辰請示了中央領導同志，有關領導決定在一定范圍內征集新版人民幣上的行名題字。這一開放的設計理念無論是六十年前、還是時下當今都頗為先進，南漢辰行長積極予以落實，征集時間前后數月之久，但囿于保密需要，參與人員大多是和央行幾位主要領導“單線聯系”，其他人員并不知曉。冀朝鼎、張蘇、鐘靈先生，應當都是總行征選“中國人民銀行”題字的參與者。但是遺憾的是，設計印制人民幣的前期準備工作都是國家機密事項，遴選行名的過程只有少數幾位領導參與，且無文字記載，沒有留下任何考證的依據�！�
　　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回望歷史時會多了一些客觀與理性。參與行名征集過程的前輩們曾經為人民幣設計、印制、發行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作為后來人我們應當牢記心間。他們不計名利、對事業的忠誠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值得我們永遠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