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底黃金怎么了 如何看待中國大媽被污名化

2013年，“大媽”(Dama)作為一個新詞被錄入牛津詞典，人們突然發現，中國社會中又多了一個特定群體。在大眾傳媒上，“中國大媽”以廣場舞的方式席卷國內外各大城市的廣場；她們出入國外的高檔商場與國內的社區超市，以買打折雞蛋的速度搶LV，也以買LV的熱情挑選雞蛋；她們出沒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車上，在上面擇菜、搶座，與別人爭吵……當大媽被戴上固化的“臉譜”后，仿佛一下子跟世界對抗起來。

　　　　污名化“中國大媽”構建不起社會文明

　　在對“中國大媽”進行評判之前，我們應該先厘清幾個問題：“中國大媽”是我們的親人，比如，我的母親也喜歡跳廣場舞，事實上，親人、朋友、鄰居也多有被歸列到“中國大媽”這個群體者；“中國大媽”跳廣場舞，是在追求健康和快樂，這恐怕是當下城市白領最難以企及的一種生活狀態了；不讓“中國大媽”擠公交，難道你讓她們重新考駕照嗎？

　　“中國大媽”，是最沒有話語權的群體。她們已經退休，沒有占有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更沒有占有媒體資源；她們多半文化程度不高，實際上那個年歲的人，沒有幾個有高文化的。因此，她們并沒有在媒體中發聲的機會，也沒有為她們這個群體進行正名的機會。而“中國大媽”的污名化遭遇，也出現在10年前的80后以及現在的90后身上，被批為“墮落的一代”已經成為了過來人看年輕人的慣用眼光。

　　在行為模式上，中國大媽表現出了與所謂精英完全相反的兩條路徑。最起碼的表現有，“中國大媽”甚至都不會上網，至于用自媒體和社交軟件，恐怕就更難了；在理財這事上，“大媽”也與年輕人有著不同的觀念，買LV與買白菜也往往傻傻分不清；在藝術審美上，“中國大媽”基本從來不看電影，不知道什么是大片，不過，她們卻是電視的忠實粉絲，她們不認為抗日劇和家庭劇惡心，她們喜歡看“話嘮性”節目；在健身這事上，她們沒有那么多的文藝范兒，相比于機械舞、現代舞、拉丁舞，她們喜歡歌詞和曲調都在小學水平的《最炫民族風》。除此之外，她們只追求實惠與快樂，她們赤裸裸地把年歲暴露于大庭廣眾之下。

　　污名化“中國大媽”這樣一個群體，其實也是在污名化我們的社會。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其間的各個群體都應該是彼此互相尊重并求同而存異的。如果哪一個群體的問題特別嚴重，只能說這個社會的某種資源，在對不同年齡群體進行分配時，產生了一些不均。比如，對于廣場舞，我們似乎可以責問城市建設的人均廣場面積、人均綠地面積是不是達到了西方國家的水平。

　　污名化“中國大媽”，不過是在掩飾當下社會的一些不完美之處，然后，把制度的問題、政府的責任與全體社會民眾的道德問題，都具化到某一個無辜的群體身上。污名化之后，除了“中國大媽”之外的群體，似乎都可以高枕無憂安安穩穩地睡覺，政府部門也不需要對廣場和綠地擴建了，其他人也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 了。因為，天塌下來，有惡名遠洋的“中國大媽”頂著呢！

　　污名化一個群體，不是明智和理智的做法。這個社會中的種種問題的解決，都不需要把罪過強加到任何一個群體身上。而且，這樣的社會情緒如果滋長起來，根據“污名不易消除”和“快速傳染”等特性，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群體都有可能被污名化。王傳濤(山東 教師)

　　　　“大媽”共性內心訴求不應被忽視

　　“大媽”成了“愛扎堆”的另類注解，在種種現象的背后，需要真正理解她們為何愛扎堆。俗話說物以類聚，老媽們扎堆顯然有共同的需求與訴求，滿足群體特定的心理。大媽們離開了工作幾十年的單位后，那種以業緣為紐帶的人際關系瞬間分崩離析，人際關系出現了斷裂，需要新的人際關系來延伸和充實自身的生活空間，并需要從中找到內心價值的取向。一方面是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她們在社會中的存在感。

　　大媽們步入老年，有時間、有精力，卻在家庭中開始失去主導地位，子女們忙于事業，忙于生計，忙于生育，大多無暇顧及她們，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其中一些，照顧孫輩成為維系親情和證實老年人作用不多的紐帶。而之于社會，她們“余熱”散盡，退出職業身份，成了社會的閑人，更多的時候“安度晚年”的另一面，是不要給社會“添亂”。

　　現實的處境，其實讓大媽們處在家庭與社會的邊緣，“后職業時代”的落差，決定了大媽們需要找到一個生活空間與心理空間的突破口。由此，不難理解大媽愛扎堆，其實是滿足“抱團取暖”的共同心理需要。她們極盡表現，占領華爾街，擾動金價(1307.99，-2.94，-0.22%)，瘋狂地跳著廣場舞，即使被妖魔化，她們也一定要彰顯自己的存在。

　　她們在一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追求，過得相對充實。所以，不難理解她們為了買幾斤新鮮雞蛋與蔬菜，花一兩個小時坐公交和排隊，更在意的是消磨時光和家長里短的過程。同時，無論是廣場舞還是一起做按摩，大媽們在一起，尋找情感的相互慰藉，紓解朋友、伙伴乃至親情的焦渴。諸如，兒女說100句不聽，卻輕易被推銷員的一句話說動，這其實是老人們在心理上對親情的渴求，推銷員這時就變成了一種“代償”，成全了大媽們虛擬親情的自我滿足。

　　大媽現象折射出城市社會轉型與老年化趨勢下，老年人特殊群體訴求自我滿足的局限性。對待大媽現象，不能單純停留于表層，更該反思城市和家庭應當如何善待這個群體，而不只是單純滿足“活著”的初級層次需求，對她們在精神文化、社會交往和親情養老等方面的普遍需求，給予必要的尊重，并加強引導、建設和服務，體現出更多的制度善意。木須蟲(湖北 職員)

　　“中國大媽”須努力與全世界實現和解

　　“中國大媽”本來是對一個社會群體的籠統稱呼，并無褒貶之意，但是在媒體的報道，網絡的炒作中，現在儼然成了一個貶義色彩濃厚的詞語。具體到現實中， “中國大媽”做什么似乎都不對，怎么做似乎都是錯。跳廣場舞成了搶地盤，乘公交車成了搶座位，去超市購物成了撿便宜，隨之而來的就是諸如“擠占公共資源” “擾亂公共秩序”等“高大上”的指責。

　　本來能夠被社會，甚至是被國外主流媒體作為一個群體關注，彰顯“群體力量”，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像當年“中國工人”作為一個群體被評選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一樣。但“中國大媽”們還沒有體會到任何的自豪感，就發現自己在這個社會的處境日益尷尬，好像站在了全世界的對立面上。

　　也許是尷尬得太久了，當媒體把麥克風遞到“中國大媽”的手上，給了她們表達的機會，她們毫不猶豫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早高峰擠公交，我們也有事兒；扎堆搶雞蛋，因為雞蛋既便宜又新鮮；跳廣場舞，可以健身也可以和老朋友聊家常。我們怎么就做錯了？聽了“中國大媽”這種反擊，你不能不說沒有道理，但真正應該引起我們反思的，是“中國大媽”的自我描述為什么和社會對她們的印象相差如此之遠？“中國大媽”到底該如何與全世界實現和解？

　　實現和解的關鍵就是互相理解，彼此體諒。當“中國大媽”為自己進行自辯的時候，她們同樣需要自省，需要自律。你可以跳廣場舞鍛煉身體，但是不能因此而擾民，把音量放小點，在跳舞的時間選擇上更合理一點，這是大媽們需要做的。乘坐公交車外出是每個人的權利，但如果僅僅是為了去公園鍛煉身體，大可不必非要趕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和年輕人搶座位。當“中國大媽”完成了自我反省，實現了自我約束，她們與這個世界才有了和解的可能。

　　當然，和解不是單方面的事情。早晨乘坐公交車，也許她們確實有自己的事情要辦，并非故意和年輕人搶座位；跳廣場舞是她們為數不多的鍛煉身體的方式之一，因為除此之外，政府和社會并沒有給她們提供更好的鍛煉身體的方式和場所；搶購超市廉價雞蛋，既說明她們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也說明她們在經濟上還不夠寬裕。所以說，“中國大媽”能否與全世界實現和解，不但關系到社會對一個群體的評價，也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而和解的關鍵，就是她們與我們彼此的寬容、理解與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