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青銅禮器體制的發展,經歷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歷史,情況十分復雜。每一個朝代的青銅器,由于其歷史、禮制、文化等的發展,都有其自身演變的過程。研究紋飾和銘文,可以確定它的鑄造時期或所屬的王世,并可以排列出發展順序。銘文方面的研究對分期工作的重要性顯得尤為突出。因為銘文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必須結合器物的形態和紋飾來進行。如郭沫若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就是根據這幾個方面的特征來進行研究的,這本書也成為科學研究這一問題的開山之作。在科學的方法下,在老一輩的指引下,不容否認,今天的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頭遙望遠方的幸運者。
秦漢以后,歷代仍有鑄鼎的習俗,延續至今而不衰。現代,鼎多用于宗教寺觀,或作為某些重大事件的象征性紀念物。1997年我國向聯合國贈送過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紀寶鼎,以紀念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近年來由于城市建設的大發展,街頭廣場上豎立的大鼎小鼎也逐漸多了起來,這時的鼎所起的多半是裝飾功能。可以說,鼎是青銅器中使用時間最長、造型變化最大、所兼功能最多的一種容器。
根據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中國古代制造青銅器主要分為采冶與鑄造兩個大的工藝過程。夏、商、周三代王朝遷都的次數,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夏有八次,商有十二次,周也有四次。三代君王都之所以這樣頻繁地遷徙,其中一個重要目的便是對主要政治資本——銅錫礦的戰略性追求。因此,通觀青銅器的演化和流變,我們應將其置身于更廣泛的社會聯系和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中,反映和表現更廣大的時空范圍中的社會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青銅器突破時空局限的涵義更豐富,使之傳達的歷史信息與現實需求發生碰撞,實現新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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