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描述“錢荒”的過程中，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了問題：宋代的“錢荒”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錢少。絕大多數場合下，真正“荒”的缺少的只是銅錢。南宋時期就更加明確，人們一面喊錢荒，一面卻同時提出紙幣的發行過多過濫。

如果考察宋代物價即錢的購買力的變化，還會驚奇地發現，宋代銅錢的購買力在數百年中，雖有起伏，但不斷降低是其大趨勢。以大米為例，北宋中期，買1石大米用不了1貫錢，到南宋中期，就要用兩貫以上的錢。照理“錢荒”、錢少，錢的購買力就應當提高，而當時非但沒有提高，反倒成倍地下跌。

這樣就造成宋代一個奇特的現象：商家或老百姓寧肯把銅錢藏在家里，偷偷熔化了，用來鑄造銅器賣錢，因為這樣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潤。歷史上的很多事就是這樣讓人費解，造了那么多的錢卻喊缺錢，缺錢了還要把錢毀掉、運到國外或埋起來。乍一看，宋代人真讓人感到奇怪。實際上，這是由于銅錢供過于求，在市場上流通時甚至已低于其自身原材料的價格，“銅貴錢賤”，人們當然不愿意拿出來花。

至于“短陌”現象，則是由于唐代實行“除陌”、“墊陌”的現錢稅，宋代在此基礎上又征收“頭子錢”，人們在用錢時為了表明自己的錢是已納過稅的，就“以少代多”了。由于由唐到宋的現錢稅稅率越來越高，于是“以少代多”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且因行為不同，又逐漸出現了行業間的差異。

如果再進一步分析有關記載就會發現，所謂“錢荒”，幾乎無一例外同國家財政征調、賦稅征收有關。宋朝實行募兵制和常備軍制，每年養兵費用多達數千萬貫，原先的農業稅收入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無奈之下，只好千方百計地斂錢、創收，來給雇傭兵發餉。連朱熹老夫子都講：“本朝用盡前朝斂財之術。”

增收最有效的途徑當然是禁榷，也就是專賣。宋朝的專賣項目遠超前代，鹽、酒、茶、礬、香、藥等都搞專賣，百姓要買這些專賣品，必須用現錢，而不能拿實物換。此外，宋朝稅收征收現錢的情況也有不斷上升的趨勢，特別是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田稅納現錢的比重更是大為增加。國家征收現錢稅，一是便于調配，便于核算；二是可以借折算向百姓多收點。宋朝每年國家財政收入中現錢收入比例逐年加大，到北宋神宗以后，達到六七千萬貫以上，這個數字超過唐代兩倍以上，而且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貨幣收入超過了實物收入。

專賣、錢稅使得農民被迫多賣農副產品，以繳納賦稅，購買鹽、礬等日用必需品，這些都需要花費現錢。而到了每年的收獲季節，農副產品一起涌入市場，市場一時不能消化，也造成“錢荒”、錢少現象。

總之，宋代作為流通手段的錢其實是不少的，或者說得嚴重些，宋代的錢是供過于求的。所謂“錢荒”，不過是官方稅收、專賣等政策失當造成的不良后果，而農民，則是最主要的受害者�，F今國外出現了“次貸危機”，它是消費性借貸在數量上大大超過社會消費能力造成的，和宋代的“錢荒”一樣，也是經濟大循環中一些環節出了問題，即國家征收貨幣的時間、地點與支用貨幣的時間、地點發生了錯位。古往今來，經濟循環中出現問題是常有的，關鍵是找對原因，處理得當，就能渡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