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錢砸出來的朝代

一枚“大宋通寶”，背刻“當拾”二字，價值15萬元以上；一枚“崇寧通寶”，字體清瘦剛勁，是宋徽宗趙佶的御筆，最便宜的卻只需幾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千年前的宋朝人留下了大把的錢幣，今天在收藏市場里流轉著。

宋代鑄造的錢幣數量多得驚人，僅銅錢一種，鑄造量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在整個北宋167年間，大多數年份銅錢的年鑄行量都在100萬貫以上。最多的年份，甚至可鑄500萬貫，需要耗費1萬噸左右的銅。如果將這些銅錢一枚接一枚地排列起來，大約可以繞地球一周半。

這個數量是空前絕后的。在唐朝，一年的鑄幣量大概也就在30萬貫左右，有時甚至連1萬貫都不到，有的時候干脆不鑄。而整個兩宋時期，足有幾億貫的錢幣鑄出來。宋以后，銅錢才不再作為主幣，讓位給白銀，變為輔幣，但仍長期使用。

不僅數量驚人，宋錢的品類還特別齊全：既有銅錢，又有鐵錢；既有黃金，又有白銀；既有金屬貨幣，又有全世界最早的紙幣。不要說以前的漢、唐等朝代沒有這種景象，就是當時宋朝統治區以外的其它地方，也都沒有這種景象。

在宋代，一個人的日平均消費水平，一般也就是銅錢數十文至百文左右。由于大宗交易和出境貿易還比較少，對貴金屬貨幣的需求小，所以人們生活中經常是小額支付。一旦碰到大樁買賣，人們往往要用麻袋來裝錢，很不方便。鈔引、紙幣應運而生，宋代在世界上首創紙幣，南宋時期已推行到全國，數量最多時，發行的紙幣票面總價值在十億貫銅錢以上。

在一些特殊場合，宋代的人們還使用一種便錢券，類似于今天的匯票或支票，有的還有固定面額。憑著這種券，人們可以領到鹽、酒、茶、礬、香料等專賣品。最有趣的是一種叫作“紫衣”或“師號”的有價證券，如果部隊拿著它，就可以給將士購買軍糧；如果和尚、道士拿到它，就可理所當然地合法享受“高僧”、“大師”的待遇了。

又是銅錢，又是鐵錢，又是金銀，又是紙幣，數量都是空前之多，還有形形色色的有價證券，應該說當時的

“錢”實在是太多了。

錢多也鬧荒

奇怪的是，宋代的人偏偏又總在叫喊錢少，從北宋中期開始議論，一直吵到南宋滅亡，甚至還專門創造了一個詞：“錢荒”。

北宋仁宗時，大文學家歐陽修就上奏說，“淮甸近歲號為錢荒”。說的就是淮南出現錢荒的事情。與他同時，那位據說把吐沫星子濺到宋仁宗臉上的著名言官余靖也講：“當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名為錢荒。”

錢究竟缺到什么程度?大文豪蘇軾可能是講錢荒講得最多的人之一。宋哲宗元祜四年(1089年)十一月，他上奏說：“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按蘇軾的說法，當時浙江地區的市面上因缺少現錢而無法交易，當鋪竟因沒有現金，而導致大白天停止營業。

有人這樣形容當時的“錢荒”：老百姓拿著銀絹絲綿到市場上賣，連個問的人都沒有；官府散出二三十萬貫的錢，到了百姓手里，像潑出的水一樣，立馬不見了蹤影。以至于朝野上下，因為“錢荒”問題而議論紛紛。

宋神宗時，曾兩次擔任三司使(相當于主管財政的副總理)的老臣張方平上奏說：“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爐，歲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依照他的說法，當時不但民間流通的錢少，國庫里存的錢也少。

張方平向時人提出一個問題：開國以來造了那么多錢，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把問題說得還頗為嚴重，似乎不解決“錢荒”問題就會惹出大亂子。

到了南宋，情況更加惡化。著名抗金大臣李綱在湖南任職時上奏說：“民間難得見錢，號為錢荒。”又說：“本路錢寶泄于他路，不復可還，民間闕乏，號為錢荒，以故谷賤傷農。民戶輸納夏稅戶帖應于名色難得見錢，閭里愁嘆，至有委棄田產逃移者。”可知由于市面上找不到現錢，農民的產品賣不出去，無法完納賦稅，只得被迫逃亡。

實際上，紙幣在南宋已流通于全國，而且數量巨大，照理該不會再有“錢荒”了。可是“錢荒”的現象卻沒見減少，人們還是常常把“錢荒”掛在嘴邊。

錢到哪里去了?

有一種情況常被人提出和錢少聯系起來，這便是宋人用錢的“短陌制”(陌，通“佰”，百文為一陌)。宋太宗趙炅曾下詔令，規定標準錢陌為77文，稱為“省陌”(“省”代表朝廷、國家）。換言之，就是以77枚錢當100枚錢計量。這是官定的標準，民間則各行其是，據《東京夢華錄》記：“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金銀七十四，珍珠雇婢妮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行市各有短長使用。”

記載南宋都城情況的《夢粱錄》上說：“原都市錢陌用七十七，近來民間減作五十，行市通使人。”就是說，南宋都城市場上，習慣以50枚銅錢當100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