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背景•雛形時期
鴉片戰爭后，隨著西方商品經濟的不斷滲入，強烈地沖擊著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為了挽救危在旦夕的大清江山，時任恭親王奕䜣、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等人發起了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務運動”，使得清同治、光緒兩朝得以經濟復蘇，進入了史稱為“同光中興”的時期。在創辦軍事工業的同時，李鴻章提出了大清帝國貨幣改革的初步設想。這一舉措與我國在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由稱量的貨幣單位向規范的“廢兩改圓”，以及為追求工業革命帶來新的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
光緒十五年（1889）經朝廷準奏，率先由“戶部”機制鑄造了“光緒元寶”銀幣。并由廣東伊始，仿香港銅仙幣而機鑄了“光緒元寶”銅幣。該幣較之傳統澆鑄的方孔錢精良，幣形美，有“二十”和“當十”之分，市商樂用，流通順暢。次年，全國各省紛紛仿鑄，鼎盛時期共計有十七省二十個錢局開機鑄造。不論銀幣或銅幣的兩面均鐫有凸狀小圓點組成的大小珠圈，正面皆鐫楷書對讀的“光緒元寶”；背面則以貴為真龍天子自居，皇家獨享的“蟠龍”為其徽式。
因機制幣由廣東省發軔，唯其又另行鑄造了兩種“光緒通寶”的方孔黃銅錢。一種為背
面上緣“庫平”，下緣“一錢”，方孔的右邊為漢字“廣”，左邊為滿文“寶”；另一種的背面則只鑄滿文“寶、廣”二字。
二、方興便廢•壽終正寢
由于當時尚無統一的制幣標準，各地所鑄之銀元、其圖案、文字、重量、成色也有較大的差異。在“光緒元寶”中有“壹圓”面值的，為“庫平一兩”；同類型而無“壹圓”面值的，則標注“庫平七錢二分”。并有輔幣四種，分別為：“庫平三錢六分”、“庫平一錢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五等。筆者收藏的云南省造“光緒元寶”，即“庫平三錢六分”；另一枚廣東省造紅銅鍍銀的“光緒元寶”，為“庫平一錢四分四厘”。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整頓圜法，下令停鑄“光緒元寶”銅幣，一律改鑄“大清銀幣”和“大清銅幣”并統一頒發祖模，以干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辰、已酉、壬寅、癸卯”為序紀年。在所有“大清銅幣”中，以“當十”幣居多，其中：一厘、五厘、一文、二文、五文的面值雖低，卻最為罕見。清廷規定：鑄幣的材質為“銅九五鉛四錫一”的紅銅，故，大多數省錢局所鑄之幣，材質是合乎規定的。
各省所鑄的幣面中央鐫有該省的簡稱，或圓環、金錢、太極圖及滿文等，字樣有大小之分，亦有陰刻和陽刻書寫之別，字體與筆劃也有所不同。計有：直、吉、奉、汴、湘、鄂、贛、閩、粵、浙、寧、皖、淮、東、川、云、滇等。尤以“吉”字錢最少；“川滇”二字并列者次之；“云、滇、贛、蘇、浙、東”字的再次之；其余皆為多見。
盡管，這一時期的銅幣版式繁多，不盡相同，在幣的上緣鐫“某某省造”或“某某官局造”卻是不變的。如：福建和山東等省，既有在上緣鐫“福建官局造”或“山東省造”，又有將省名同時分列于左右兩邊的“閩關”和“山東”二字者，俗稱為“橫閩關”和“橫山東”。
在所有“大清銅幣”中，最耐人尋味而蹊蹺的是“江南省造．當十”銅幣。然而，江南省只存在于清順治、康熙年間。因康熙六年（1667年）江蘇、安徽兩省分設，早已不復存在。之所以仍沿用其名鑄幣，乃是為了將“安徽省造”和“江蘇省造”以示區別。所以，“江南省造”，實為徒具省名而無其省的一種貨幣，這也是迄今在中外造幣史上獨一無二的又一創舉。
1906年，清廷改組部院各衙門，將“戶部”更名為“度支部”，宣統二年（1910）頒布了《幣制則例》，規定以“圓”為單位，革除銀兩制。但，尚未來得及實施，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武昌首義中打響，率先由十八個省宣告自治獨立，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清王朝便壽終正寢了。
三、稱謂不一•面值未齊
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袁世凱，于民國三年向全國鑄行了鐫有自己頭像的銀幣“壹圓”作為法定貨幣，其鑄量最多，流通時間最長。卻因政局動蕩，形成新的軍閥割據，導致了各自為政而自行鑄幣的局面。
上世紀20年代末，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對軍火器材用料的急需，致使銅價暴漲。當時，各省鑄幣材料的來源，主要靠從民間收集的雜銅和已被廢除了的方孔澆鑄錢。由于提煉的技術不精，雖經重新回爐熔化，雜質較多，精劣有別而在所難免。
民國初期銅幣的正面圖形上，多為“鐵血十八星軍旗”與五色共和的直條旗或星條旗而雙旗交叉（北伐戰爭以后，才被青天白日旗所取代）；或鑄有“四川軍政府” 、“中華銅幣”及“民國銅元”等字樣。背面的嘉禾圖雖多有變化，但卻萬變不離其宗，這已成為當時鑄幣之定式，并以“中華民國某某年”作紀年。亦有別出新裁者，如：“新疆喀造中華民國”銅幣中（喀什），竟仍以“丙辰、戊辰、己巳、庚午、辛酉、壬子、癸酉”為序號，或以回歷作紀年的特殊現象。
該時期錢幣的版式和版別繁復（含各種開國紀念幣），正反幣面的左右兩側列有不同紋飾的卷草花，并輔以五角星、米字星、芙蓉花、六瓣花、十字花、梅花、扁菊、圓點等，或其它的圖形作為配飾。貨幣單位也不盡相同，既有：“圓、半圓、中圓、角、分、半分；又有：毫、半毫、厘、文、仙、錢、枚”等的稱謂；有以阿拉伯數字：“1、2、5、10、20、50、100、200、500”；亦有中文的：“壹、貳、雙、伍、拾、貳拾、伍拾，壹佰、貳佰、伍佰”；以及“一、二、五、十、廿”等。
鑄幣材質包括：金、銀、銅、鎳、鋁、銻等。鑄幣工藝與面值各異，型制大小及厚薄有別，如：河南省就曾鑄有500文而厚于常品的銅幣。因其虛高在實際流通中無法推行，旋即停鑄，故，存世量極為稀少。直至民國中期國民政府統一了幣制，通行紙質“法幣”，銅幣才逐漸被機制鎳幣所替代。
四、政局動蕩•趣聞引發
憲法乃一國建綱立國之法典，而以一個省的名義向全省各地通電昭示，并鑄幣紀念，這在舊中國軍閥割據，自行鑄幣史上，卻是絕無僅有的。
1920年，趙恒惕入湘主政，因外受吳佩孚咄咄逼人的脅迫，內遇人民裁兵示威運動及省內譚延愷等軍人的威逼，急欲獲得“民選省長”的資格來以利自固。在“無自治無以圖存，而自治之精神，非憲法無所表著”的美名其曰下，于次年8月匆匆頒布了《湖南省憲草案》，并經過形式上的審查和“全省公民”總投票表決，在1922年1月1日，正式公布了《湖南省憲法》。為了粉飾太平，還勒令全省各政府部門、商會及民眾張燈結彩，慶祝三日，特鑄行了“湖南省憲成立紀念”幣。
該幣有銀質“壹圓”與紅銅質“當十”及“當廿”之分，而銅質中又有“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和“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之別。尤以“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當廿”的版別最為稀見。筆者收藏的“當廿”幣，是祖母從長沙帶來的傳世品，包漿潤澤，品相俱佳，且無磨損。直徑32毫米，厚1.2毫米。幣面上緣為“湖南省憲成立紀念”，下緣為“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背面為條紋交叉的雙旗，中間鐫有扁菊，四周環以對應的英文。工藝精湛，地章平整，圖文清晰而線條流暢。
令人費解的是，幣面中央的三橫，頗似八卦中的“≡”符號。歷來學術界認為其意表示湘中、湘南、湘西，寓指“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中的三個“一”。筆者數次回長沙，走訪并請教過上了年紀而有關的人士，均認為這一觀點的成立只是數字上的累積，應為“憲”字的內涵，即為當時憲兵佩戴的臂章標志，且在書寫上同一。
斗轉星移，時過境遷。這枚別具一格的紀念幣，最終成為舊軍閥們打著“自治”、“制憲”等名目，進行地方割據、肆意專權的絕好見證。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勢力在一舉攻占中國東北三省后，又緊鑼密鼓地積極策劃，鼓動并扶持了前清已退位的遜帝——愛新覺羅•溥儀，于1932年2月23日，在“新京”（長春）宣布成立“大滿洲國”，年號為“大同”。同年4月復改為“康德”。
在筆者的錢幣收藏中，有銅鎳質“康德六年壹角”和鋁質“康德八年壹角”輔幣各一枚，直徑均為23毫米，厚1.2毫米，兩幣正反幣面的圖案各異。“康德六年”幣，正面圖案中央鑄有一大繡球花，左右兩側各有對稱的小五角星，外環緊靠邊緣呈齒輪狀；上緣鑄有“大滿洲國”，下緣鑄“康德六年”；背面中央豎寫“壹角”， 兩邊對稱的“立龍”上方有一“寶珠”，即：民間俗稱的“二龍戲珠”圖。
此時，前清封建王朝已由民主共和所取代，想必，以“康德皇帝”自居的溥儀，因血統作祟，為顯示其出身之“貴”，不忘皇帝的“九五之尊”，以龍紋圖形為其徽式，也就不足為怪了。
該幣的設計秉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旨意，為了制造偽滿“獨立自主”的假象，或考慮到中國民眾傳統的承受心理，在貨幣上鑄龍紋，就要比有東洋印記或其它標識而更具欺騙性。這無疑是日寇在侵華戰爭中，炮制偽滿洲國，扶持傀儡政權的確鑿史料之一！
五、鄉土印跡•再現貨幣
1926年5月，國民政府第25軍軍長，34歲的貴州桐梓縣人周西成出任本省省主席，主政期間有所建樹而頗具口碑。1928年，他從香港購進鑄幣機器，在省城貴陽建立了造幣廠。
同年，貴陽至桐梓的省道公路竣工通車，特地鑄幣以示紀念。當汽車第一次行駛在省城街頭，路政局還專門出示了“汽車如老虎，莫走中間路。倘若不相信，碾死無告處”的公告，其內容雖淺顯而少有人性且缺乏交通法規意識，卻提出了人車應分道而行。
該幣直徑39毫米，重26.2克，有齒邊，成色在78％——79％之間，發行量為5萬枚。正面鐫有“中華民國十七年”和“貴州銀幣”的字樣，中心為“芙蓉花”，下為“壹圓”；背面上緣為“貴州省政府造”，中間是以此車為原型而在28片草葉上行駛的汽車，并隱藏著由草葉構成的“西成”兩字作暗記；下緣為“七錢二分”，寓示該幣是1928年鑄行的；汽車前輪的12根輻條，寓意一年12個月平安吉祥、如意發達。既采用了“圓”，又使用了已被廢止的清末“七錢二分”為貨幣單位，尤為顯得有些不倫不類。
而于1949年10月中旬，由貴州造幣廠鑄造的“竹枝銀圓”，則是國民政府在大陸發行的最后一種銀幣。其正面為貴陽市著名的地標——甲秀樓，外圈上緣鑄有“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左右兩端分鐫五瓣花，下緣鐫“貴州省造”；背面是三株金竹 (貴陽在宋代稱“金竹府”， 故，簡稱為筑。1942年建市時，首任市長何輯五—— 何應欽之弟，即以金竹為市徽)，兩邊各鐫楷書“壹” 、“圓”二字。在甲秀樓圖案正門中，有時任省主席谷正倫姓氏的“谷”字為暗記（谷正綱之弟）。這與周西成在“貴州汽車銀幣”上鐫“西成”字樣不謀而合。該幣因充滿了濃郁的地方風情，開工時間不足一月而批量小（僅一萬枚左右），其珍稀程度可見一斑。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貴州“當十銻幣”。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21日，周西成在與第43軍軍長李曉炎（貴州貞豐縣人）的爭戰中，戰死于貴州關嶺縣的雞公背，李與滇軍擁兵入駐貴陽。因追隨周西成多年，與周有同鄉、同學加至親（表弟、妹夫）多層關系的毛光翔，被推繼為25軍軍長，隨即，趕跑了只當了十八天省主席的李曉炎。當時，貴陽有民謠諷曰：“民國十八年，漢版十八圈。主席十八子，只坐十八天”。說的就是周、李、毛地方軍閥在爭奪對本省統治權的混戰中所發生的這一場鬧劇。（民國初年，由四川軍政府鑄造的銀幣和銅幣上，背面圈內為一篆書的“漢”字，外周環飾有18個小圓圈，故，在川南、黔北一帶，民間俗稱之為“漢版十八圈”）毛光翔在繼任省主席后，組織設計并鑄造了“當十銻幣”，面值為二厘五毫，即：此四百枚可換銀幣壹圓。
以銻鋁合鑄貨幣在國內實屬首創，于世界錢幣史上也較為罕見。該幣比銀輔幣的色澤暗淡，面值低，發行后不為人注意而流傳甚少。然而，國外和臺灣都曾有資料介紹，并將它列為珍稀幣種之一。上述兩種由貴州生產的銀幣和銻幣，因流通面窄，源于本土而名播中外，無愧為泉苑中的一朵奇葩。
六、獨辟蹊徑•不懈探索
在各類收藏報刊雜志上，經常可見有關背逆幣的身影，藏家以“錯版幣”號稱，標價動輒成千上萬，對此，收藏界曾有過一番激烈的討論。那么，背逆幣到底是什么？它又有多大的價值呢？
清代錢模的材質硬度不甚理想，損毀的現象頻發，往往在修模與換模中，或將正、反兩面模具錯配，致使有的錢局所鑄之幣，即或是同一省而同一類型，也存在著不同的差異；抑或將同一正面或反面的版式模具配用，造成了合背及合面錢；并在正常制幣的過程中，偶因模具向左或向右移動，導致了幣的正反兩面圖案不對稱，其構成的角度即為背逆幣的度數，最大度數應為180°，而無大于180°之理。
在筆者收藏的錢幣中，就有兩枚各背逆180°和90°的銅幣。其中：一枚是由戶部機鑄的“大清銅幣”，在幣面中間，陰刻“寧”字（即現在之江蘇省），兩側以“丁未”紀年（1907）。乍看，和正常流通幣無異，細察才覺幣面與背面的蟠龍逆轉了180°；而另一枚民國二年（1913），由河南機鑄的“貳佰文”銅元，與“大清銅幣”一樣，背面的“雙旗” 由于同樣的原因，也出現了類似的偏差，為90°。
其實，這是一種“錯位幣”而不應稱之為“錯版幣”。不過，這種“錯位幣”的數量畢竟有限，存世不多，確實還是值得收藏和把玩的。有必要提醒的：在所有清代和民國的機制銅幣中，一般均為光邊而以齒邊的最少,這是收藏愛好者足以引為關注的。
錢幣收藏的樂趣在于探討和研究，且能與同好相互切蹉而互增見識，或能獨僻蹊徑地從中解讀并發現某一段塵封已久，鮮為人知的趣聞軼事，闡述個人對此認識的見解與觀點。唯此，才能將歷史與藝術的魅力盡收眼底，獲得心靈上的自我滿足，并在不懈地探索中去提升自己無上的修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