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活字印刷究竟起源于何時何地，一直是印刷史界爭論不休的問題。由于現存最早的銅活字印書《佛祖直指心體要節》是1377年高麗清州牧興德寺用“鑄字”印刷的，再加上朝鮮史料中還有其他關于“鑄字”的零星記載，韓國學者便主張“銅活字”印刷技術是古代朝鮮人的發明。而中國學者認為，根據沈括《夢溪筆談》的記載，北宋慶歷間（1041~1048）畢昇已發明了用膠泥燒制活字然后排版印刷的技術，其技術說明詳細可靠，此后中國人還造出木活字、錫活字。銅活字與其他活字只是材質不同，技術原理是一樣的，而且古代中國鑄銅技術發達，不能排除在宋代已使用銅活字印刷的可能。在1997年前后，中韓兩國學者關于銅活字印刷發明權歸屬的爭論趨于激烈。在辯論中，中國學者潘吉星發現一個重要證據：中國古代在紙幣印刷中使用了“銅活字”。

　　我國自北宋使用交子以來，南宋、金、元、明、清，各朝都曾發行流通紙幣，用銅版印刷而成。目前世人可見的古鈔版，宋代有三件殘版，分別是“千斯倉圖”鈔版（實物下落不明，傳有拓片）、“行在會子庫”版（銅質）和“關子”版（八塊一組，鉛質）。金代鈔版存世較多，連完整帶殘缺有十件以上；元、明、清三代，除了各有鈔版傳世外，還有紙幣實物保留下來。潘吉星發現，在金代鈔版上用來印刷“字料”、“字號”和官員花押的“字”是活動的。

　　金代紙幣，除了鈔名、面額、賞格等內容外，還有兩處編號，右稱“某字料”，左稱“某字號”。“字料”、“字號”四個字是鑄在版面上的，但上面的編號“某”，需要按《千字文》的排序，不時更換文字，故在版上留有兩個空槽，以便換字。版面下方有若干處需要官員簽字畫押的地方，也留了空槽，以便隨不同的人更換花押印。上海博物館藏金“貞祐寶券五貫”鈔版，“字料”、“字號”上方及官員職名下方各可見一個空槽。有一張清人所拓“貞祐寶券五貫”版的拓片，“字料”的上方存有一“輶”字，表明在使用時這里確實是要安放活字的。潘吉星還認為南宋“行在會子庫”版上“第壹佰拾料”中的“壹佰拾”三字也是插入空槽的活字。在宋、金之后，元代鈔版上也留有這種空槽，而且紙幣上也印刷著《千字文》編就的“字料”、“字號”。潘吉星在他的《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中得出結論說：“宋、金紙幣是銅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結合的產物，而銅活字也隨紙幣的發行獲得長期的大規模應用。”“中國銅活字印刷技術至遲始自12世紀初，已不容質疑。”

　　這個發現很重要，它把在印刷中使用活字的實物證據提早到宋金時期，而且把印鈔技術納入整個印刷技術中來考察，比僅根據書籍印刷的研究來得更加全面。但這項成果也有需要進一步細化之處，如鈔版上雖使用活字，尚未證明其材質就是銅的，這需要進一步的科學檢驗。又如在印刷版中使用“活字”，與“活字版”在概念上畢竟不能完全重合。人們討論的“銅活字”印刷，實際上是“銅活字排版”印刷，除了使用單個的銅字外，還有排版、固定、印刷后拆版再排等一系列技術環節，缺一則不可稱為活字版。因此，對銅鈔版中“使用活字”即等于“銅活字”印刷的觀點，還需要在原理方面多加說明，增強說服力。

　　在上述結論基礎上，潘吉星又提出，11世紀初（北宋初年）已有銅活字印刷，理由是交子上已有編號系統；明代出現了用銅活字印鈔的高潮，證據則是大明寶鈔的鈔版。這兩個說法，前者缺少根據，后者則屬錯誤。因為北宋交子雖有編號，但無法證明是用活字并且是銅活字印上去的，它也可能是手寫或用印章鈐蓋的。如清后期發行的“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的《千字文》編號就是戳子鈐蓋上去的。大明寶鈔的問題則需要細說一下。

　　明代的紙幣稱為大明通行寶鈔，仍用銅版印刷，但與金元已有所不同。它的票面上不再有“字料”、“字號”等編號，也沒有官員的簽押，全部都是一次鑄造好的固定內容，所以也沒有用來安放活字的空槽。但它的背面，有幾個編號性質的字，如民國間在南京明工部遺址出土、現保存于貴州博物館的“一貫”寶鈔鈔版，背面除4個短足外，中心還有“泉字”“三十號”五個編號文字。潘吉星將它們當做金元鈔版上的“字料”、“字號”，說“明初自1375年起所印發的6種面額的寶鈔，每張鈔幣背面都印有‘某字’、‘某某號’不同組合的幾個銅活字”。又說“所印銅活字為手書體，字體美觀”。實際上，明代寶鈔流傳到今天的不少，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國古鈔圖輯》就收錄了很多，其中兩種給出背面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