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
一、出現背景
根據文獻記載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證，我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歷史，從原始貝幣到布幣、刀幣、圜錢、蟻鼻錢以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流行的方孔錢，中國貨幣文化的發展可謂源遠而流長。到北宋時期，我國出現了紙幣——“交子”。
紙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一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由于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并沒有用于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飛錢”出現于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后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兌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
900年來，“交子”誕生地始終是個謎。
據專家考證，“交子”最早是以私下流通的形式出現的，所以又稱“私交子”。著名經濟史專家、西南財經大學貨幣證券博物館館長劉方健介紹說，北宋初年，成都一帶商業十分發達，通貨緊張，鐵錢卻流通不暢，于是當地16家富戶開始私下印制一種可以取代錢幣、用楮樹皮造的券，后來被稱作“交子”。當地政府最初想取締這種“新貨幣”，但是這種“新貨幣”在經濟流通中作用卻十分明顯，于是決定改用官方印制。但是這兩種“交子”的誕生地卻一直沒人發現。
歷史考證，“交子”最早在成都萬佛寺內印制。
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成都東門的“椒子街”應該是當時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為《成都城坊古跡考》對成都東門“椒子街”有這樣的解釋，“一說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嘗設交子務于此。”
但是當地的貨幣收藏家對此說法提出了質疑，因為根據《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釋：“北宋益州的‘交子鋪’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準設立的紙幣發行機構。”顯然，說紙幣發行機構就是印制地，是沒有依據的。也就是說，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誕生地。由于“交子”誕生已900多年，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早在3年前，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就開始從歷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誕生地。他從圖書館找來《全蜀藝文志》，查到了元代費著的《楮幣譜》中有一段文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增1員；掌典10人，貼書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鑄匠2人，雜役12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后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凈眾寺。”這說明官方發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凈眾寺，不過經過了900余年，現在的成都早已沒有什么凈眾寺了，怎么找呢？后來，經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一步，原來，凈眾寺最早建于東漢桓帝延熙年間，六朝時名為安浦寺，唐時名為凈眾寺，宋代換名凈因寺，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明末張獻忠進川后毀于戰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為萬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金花橋側。
二、產生原因
紙幣出現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成都是重要的經濟重地，而且，蜀漢通往外界的道路又異常崎嶇難行，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并不統一，存在著幾個貨幣區，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路專用鐵錢，陜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交子”的產生。
三、發展過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制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這時的“交子”，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并在各地設交子分鋪。由于交子鋪戶恪受信用，隨到隨取，所印“交子”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交子”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復進行的流通過程中，“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后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并不會危及“交子”信譽。于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交子”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交子之后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交子”無法兌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于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并“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制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并規定了流通的范圍。宋仁宗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首屆交子發行1 256 340貫，備本錢360 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于發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圍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內，后來雖在陜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后四川也于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四、影響
“交子”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績。此外，“交子”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