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市場因其信息密集和資金密集的特點，極易成為內幕交易與股價操縱的溫床。而內幕交易，被《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遜稱之為“人類本性墮落的大陰溝”。美國華爾街的發展史，就充斥著此類現象。

　　由于政府部門擁有政策的制定權和重大事項決策權，這往往蘊含著大量內部信息。膽大的政府官員如果以此謀利，則很難加以防范。William Duer可謂這方面的吃螃蟹者。1785年，他被任命為美國財政委員會秘書，他不僅與不法投機商勾結，而且挪用財政部資金，最終在監獄里了結余生。我們永遠不能低估“信息差”所產生的強烈誘惑。在美國南北戰爭的葛底斯堡戰役中，投機商在軍隊一線安排自己的情報員，事實上，華爾街竟然比林肯總統更早知道戰役的結果。利潤驅使下的市場力量，著實令人驚嘆。

　　2001年2月19日上午，B股市場出現異動，滬深交易所緊急決定當天下午暫停交易，證監會隨即公布了開放B股的消息。上海B股從2月19日的83.6點一口氣上漲到6月1日的241.46點，漲幅達189%。想一想吧，提前幾個小時獲知消息的資金將獲得何等暴利！由于一項政策從醞釀到論證再到出臺，要經歷很多環節，難免會有人提前獲得優勢信息，進而導致證券市場的異動，踐踏市場的“三公”原則。所以，遏制內幕交易的關鍵在于，利用內部信息謀利的人，必須得到嚴懲，以樹立懲戒效應。

　　法院系統也會被投機者利用。1868年，美國早期大金融家范德比爾特控制了巴納德法官，讓后者頒布法令禁止任何伊利運河公司的債券轉換成股票。不料，其對手德魯也讓另一位法官Gilbert宣布：只要有需求，就可以把伊利債券轉換為股票。最終，范德比爾特讓巴納德法官簽發對德魯的逮捕令，迫使后者逃往新澤西。

　　公權力的存在對維護社會秩序是絕對需要的，但公權力一旦被操縱對社會危害又是很可怕的。今年夏天，北京一位記者因為報道了上市公司凱恩公司涉嫌關聯交易內幕，竟然遭到凱恩公司所在地浙江麗水市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罪名是“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在社會輿論的強烈鞭笞下，麗水市公安局以采取刑事拘留的決定不符合法定條件為由，責令遂昌縣公安局撤銷對這位記者的刑事拘留決定。

　　股市泡沫往往吸引大量投資者樂此不疲。股市的瘋狂也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巨大轉移。華爾街曾被指責為“舔食美國商業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頭。”在創業板80倍、100倍IPO市盈率不斷刷新的同時，一次次巨大的財富轉移也在悄然上演。這也是大量“偽PE”熱衷于PRE-IPO的真實原因。眼下的“全民PE”現象的確堪憂。

　　為解決股市換手率過高的問題，我國采取了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的策略。只是，機構投資者并非天然的“市場穩定器”。英國金融家Ernest Cassel說過“我年輕的時候，人們稱我為賭徒；后來我的生意越來越大，我成為一名投機者；而現在我被稱為銀行家。但其實我一直在做同樣的工作。”在我國證券市場，萬國證券、君安證券、南方證券的轟然倒地，令人錯愕的“基金黑幕”，基金業屢禁不止的老鼠倉，無不在警示我們對機構投資者不要抱有天真的期望。

　　正如美國作家和經濟歷史學家約翰·斯蒂爾·戈登在《偉大的博弈》一書中所告誡的那樣：人類社會有一條鐵律，在沒有外來壓力時，任何組織的發展都會朝著有利于該組織精英的方向演進。這也正是吳敬璉先生發出“強盜權貴時代”警告的原因所在。中國證券市場要想繞過這一泥沼，筆者以為，為消除巨大尋租空間，一方面必須改革IPO行政審批的辦法，另一方面則必須嚴厲打擊內幕交易與股價操縱行為。當然，在利益集團的影響無孔不入的情形下，實現這一點無疑是困難重重，尤其是處理職能機構涉嫌內幕交易的相關人員時。為了贏得投資人的信任，處理此類案件，不妨先從確保足夠的透明度開始吧。

　　肯尼迪總統的父親曾是華爾街最出名的莊家，他曾經感嘆 “我甚至愿意分出自己的一半財產，如果這樣做可以使我的另一半置于法律和秩序保護之下。”有趣的是，在被羅斯福總統于1934年任命為證監會主席后，老肯尼迪卻力挽狂瀾，有效整治了華爾街亂象，最終為“華爾街帝國”的崛起奠定了監管根基。

　　目前，滬深股市的規章制度可以說已經比較健全了，但制度的執行卻令人憂慮。中國股市的未來，端賴于以巨大的執法意志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實現“三公原則”的真正確立。唯有如此，才能終結“強盜權貴時代”，走向透明的“偉大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