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商報

盡管國家郵政高層承認了郵票發行政策的失誤，還提出了“官不跟民爭利”的說法，但這一切并沒有讓郵市買賬，相反還引來了眾多郵人的質疑。

蘇慎余：集郵家 宋　琛：郵評人 陳立平：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方　曉：記者

記 者：7月4日，國家郵政局有關部門負責人在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采訪時，承認在近10年的郵票發行政策上存在失誤，提出了今后“官不跟民爭利”的說法。什么是“官不跟民爭利”呢？就是今后郵政部門及其所屬的集郵公司不應參與郵票收藏市場的經營。

耐人尋味的是，這番郵政高層的表態，離6月25日郵政啟動銷毀面值30億元郵票的舉措只有9天。許多郵人認為，這是郵政迫于無奈之下，不得已向大眾亮出的最后底牌。

那么，這張“全新”的底牌，又說明什么呢？

集郵公司是“官”還是“民”？

“從根本上改革郵資票品的發行體制，集郵公司和郵政部門實行政企分開”，這是楊先龍等3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關于解決郵資票品長期深幅打折問題提案的核心，也是郵票長期打折、郵市低迷的根本原因。這一次，管理層提出了“官不跟民爭利”的說法，許多郵人不解，按照郵政管理層自己的說法，這里的“官”就是指集郵公司，可集郵公司怎么成了“官”呢？本來是一番“好話”，卻充分暴露了郵政“政企不分”的事實。

蘇慎余：“官與民爭利”，這是犯了邏輯性和常識性錯誤。

說“官與民爭利”，這是犯了邏輯性和常識性的錯誤。這根本就不是“爭利”的問題，而是官商一體，直接從集郵者的口袋中掏錢。

我注意到，這位國家郵政的有關部門負責人把大量存在的集郵公司向郵市拋貨的行為說成是“官與民爭利”，在這里集郵公司就成了“官”，說明管理層對集郵公司的定性還十分模糊。在我國，郵政享有郵票的發行權，集郵公司是郵政衍生出的商業機構。可政府卻將職能給了集郵公司，集郵公司倒成了郵票發行權的主宰者。現在大家買郵票都不是從郵政局買，而是到集郵公司買，這在全世界可謂獨一無二。集郵公司有資格壟斷郵票發行嗎？它只是一個企業，應該和郵商、集郵者一樣，以統一的價格在郵政窗口購買郵票，不管是誰，多買都可以享受批發價，這才是平等。可是郵政管理層直到現在還將集郵公司視為“官”，足見郵政體制上政企不分的事實。

目前全國其他行業，從形式上來說，都政企分開了，惟獨只有郵政從形式上還沒有。集郵公司的老總一般都是當地郵政局的局長，這就是證據。現在郵政管理層說“今后的郵政部門不應參與郵票收藏市場的經營”了，大概主要是指集郵公司都不到郵市炒作了，這根本解決不了實質問題。不許集郵公司拋售新郵的政策早就有，地方公司置之不理，國家郵政也是無可奈何。關鍵還是人大代表提的這一條：政企分開。

陳立平：“官”“民”不分實質是政企不分。

一方面，集郵公司是“官辦企業”，是經營實體，以利益為導向；另一方面，讓集郵公司退出郵市收藏經營，就意味著“還政”，即認為它應該是非贏利性，這就產生了矛盾，癥結就在“政企不分”。日本郵政曾經也面臨這種矛盾，一度退出經營，但郵政很難存活，最終還是實行民營化，引入競爭機制。沒有競爭，就是壟斷。以前的電信、鐵路是如此，現在的郵政也是如此。“官辦企業”一個重要的弊端就在于以自我為中心，而不是以市場為中心，不考慮消費者的需要，缺少公共服務意識和經營意識。所以不管郵票印得好不好，也不管是否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想怎樣就怎樣，郵票印多了銷毀就了之。這種壟斷思維的后果便是極低的效率，從而也破壞了整個行業的秩序和發展。銀行就是前車之鑒，正是因為國家的保護而產生了大量的不良債權。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郵政就得進行體制改革，實行政企分開。

還有一點我也不懂，中央多少年前就要求公務員不能在企業兼職，一是為了政企分開，二是為了防止腐敗，為什么那么多的郵政局長還可以兼任集郵公司總經理？郵政真的這么特殊？特別是現在，寫信都改成打電話、發郵件了，一些快件、包裹、報刊發行的經營已經有社會資本介入了，他難道比銀行、鐵路、電信都特殊嗎？這些郵政官員們一只手拿著政府部門的大印，一只手拿著公司的大印，怎么防止腐敗？

郵市低迷究竟原因何在？

談及目前郵市低迷的主要原因，郵政管理高層有關人士給出的答案是：發行量過大，對市場需求的判斷有誤，比如1997年面值50元的香港回歸金箔小型張，發行時認為市場需求量很大，印了2000萬張，面值就10個億，結果市場在重壓之下崩盤了。此番表態，有郵人叫好，但更多的郵人是質疑。究竟為何發行大量郵票？郵票發行量到底依據什么？郵市低迷的根本原因何在？現在就聽聽幾位專家的分析 。

蘇慎余：濫發郵品是重要原因。

在郵市經常會碰到一些學生，一次性就買1千張5.4元面值的打折小型張，他們將這些郵票轉賣給同學貼信，從中賺取差價；在某些縣級郵局，有一個怪現象：你要寄信，就一定得貼這個郵局蓋章的郵票。這種做法絕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而在前幾年，某省郵政公司竟然開著郵政車到其他省份的郵市出貨。這三個現象說明了三個事實：打折票的泛濫成災、郵政信函業務的減收和集郵公司的違規放貨。最近，郵政管理層的有關人士將這一切都歸罪于郵票發行政策的失誤。而之所以發行那么多，也都是利益的驅動。

2002年初，國家郵政宣布行業贏利6千萬。從哪里弄來6000萬？就從郵票。2001年末的時候，郵政一算賬，經營任務沒有完成，立刻于12月29日發行《青藏鐵路開工紀念》小型張，發行量1450萬枚，面值8元，總價值1.16億元，郵政就從這1.16億元中順利完成了“扭虧為贏”的目標。可是青藏鐵路早在1984年就開工了，2001年為什么紀念青藏鐵路開工？紀念開工17年？為了圈錢，連塊遮羞布都不要了。再比如，1998年發行了4種小型張，發行量為1億左右，平均每種是3000多萬枚。1999年，減少了發行量，但每一種還是有2000多萬枚。就算是號稱有2000萬的集郵者，也分不了這么多的郵票。更何況真正執著的集郵者頂多就10萬。

郵票發多了，郵政相關部門也不怕，因為多了可以一銷了之，這是郵政慣用的伎倆。此次銷毀30億枚庫存郵票，可謂動了大氣力。可這個數字只占到1992年至2001年郵票發行總量的10％左右。如果說10％是30億枚，那意味著社會上還有270億枚，平均下來，每年社會上留存的就有2.7億枚。這么多的郵票賣給誰？再說銷毀什么品種，每種銷毀多少，都沒有公布。現在郵市上此類貨源成捆成箱買賣的也有，這叫集郵者怎么信任管理層呢？真正的銷毀應該是郵政將打折郵品收回銷毀，這才是實質性的利好。

歸根到底，郵品的發行量應該由市場決定。如果違背市場規律，后果就只能是泛濫成災的打折郵品、集郵者和投資者的埋怨、郵市的低迷，而且還會殃及自身的信函業務。以2002年為例，郵政函件業務量增長率為22％，而郵政函件業務收入只增長了8.54％，其余13.46％的業務收入，讓打折票占了主角，郵政部門喝下了自釀的苦酒。

陳立平：權錢只能選其一。

像電力、銀行這樣的壟斷行業，如果一方面執行政府職能，一方面又做經營，這種政企不分的狀況就必然會產生很多矛盾和問題。

首先，作為一個政府部門而言，它的導向是服務，是非贏利性的；而作為一個企業，它的導向是利潤。如果政府將其屬下的企業放開了，這意味著資本放開了，那么政府將很難控制住。畢竟兩者的意識導向存在很大差異。

其次，政府部門屬下的企業，準確地說應該叫國家經營的企業，由于沒有競爭，所以其經營理念經常是以自我為中心，而很少考慮到市場和消費者的需要，其公眾服務意識和經營意識也很差，從而影響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這類企業往往在推出一個新產品時，由于沒有事先做市場調查，沒有了解消費者的需要，也沒有想到怎樣節約成本等問題，所以這種沒有計劃的生產就極可能造成產品供過于求的狀況。結果大眾不喜歡的東西就拼命生產，賣不出去了就只有浪費掉。這種浪費包括了原材料、生產工人的勞力等等。

再次，作為一個企業而言，贏利無可厚非，但也要講究企業道德和經營水平，起碼要遵守法律，要維護消費者的基本權利。不能為了賺錢，就寧可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甚至舍棄自己行業的規范，最終傷害的還是自己。而企業文化、企業道德也正是目前壟斷企業所缺乏的。

宋 琛：郵政壟斷造成郵市崩潰。

郵政壟斷行為比比皆是。如新郵預訂，貨都沒看到就得先交一年的錢，還不能退錢。而且還搞“短腿”，預定戶得通過搖號才能獲得該種郵品。這就是霸王條款。電信也有霸王條款，但至少買個手機也是先看到貨再付錢。再比如寄信，有些縣級郵局干脆把平信郵筒都封了，你得在郵局買郵票貼信。還有結算的不公平。2002年之前，郵政部門給各地集郵公司的結算價格僅為郵票面值的5％，這就意味著一張面值1元錢的郵票，集郵公司6分錢賣出去都有20％的毛利。上面壓下來的經營任務那么重，你說他不來個郵票大甩賣怎么辦？市場上怎么可能杜絕打折票？郵政的這些霸王舉措“搶”了消費者的利益，“搶”了消費者的權利，甚至不惜違反了郵政法，對自己而言，其實也是飲鴆止渴。但是在失去了集郵大眾和投資者的信任后，再想爭取回來就難了，郵市低迷也就理所當然了。

　　是否應該“問責”？

去年“非典”肆虐以來，短短一年多時間，問責風暴幾乎席卷了全中國。同樣，一些郵人也紛紛提出：打折票的長期存在，集郵人口的銳減、郵商套牢，郵市的低迷，也應該有人承擔責任。那么究竟是否要“問責”？如果要問，問誰的“責”？責任方又怎樣“負責”呢？

蘇慎余：郵政管理層要承擔責任。

這次，郵政管理層承認自己郵票印多了，于是6月25日中國郵政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銷毀舉措“登臺”。但銷毀不能一銷了之，要承擔責任。

郵政“一把火”毀了30億枚郵票，足足有300噸。可這些用來印制郵票的紙張都是高級紙張，是有成本的，這筆賬總該算算吧！更何況每一張郵票中，有郵票設計家的心血，有印制郵票耗費的人力、財力，還有郵票庫存的費用等等，這些費用難道就能一筆勾銷？如今任何一個有責任的政府部門都應該為自己的過失承擔責任。

陳立平：關鍵還是體制弊端。

郵市低迷，打折票泛濫，集郵者、郵商利益受損，不是“問責”就能根本解決的。因為這不是哪個人、哪個部門造成的，而是整個行業體制的惡果。當然郵政也要承擔責任，問誰的責？要問監管部門的“責”。正是監管部門的“缺位”，才使其手下頂風違規，造成郵市慘淡的下場。但這種責任的追究又不像上市公司或企業那樣，由于沒有達到經濟考核指標，或者出現了重大的投資失誤，就可以直接追究具體某些人某些部門的責任。畢竟十多年里，郵政局長也換了好幾屆了，要具體問哪個官員的“責”，有些困難。所以，要“治本”還得監管部門引以為戒，下功夫痛改體制。

宋 琛：要“問”一級市場的“責”。

正是一級市場的壟斷才造成了二級市場的崩潰，所以一級市場要承擔責任。怎樣負責？這就需要一級市場拿出切切實實的改革方案，必須認清它與二級市場的關系，不要分什么紀特郵票和普通郵票，也不要搞全額預定，郵票都在郵政窗口出售。否則，發行部門吃了發行這塊肉還想吃市場運作這塊肉，就吃得太多了。這就像你既發行人民幣，又跑到外匯市場炒作，行不行？肯定不行。郵票也是同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