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說的是公開的攻擊容易躲避，暗地里的傷害難以提防。這句成語，是告訴人們要用心保護自己，提防暗箭的攻擊。成語通過“明”與“暗”的對比手法，痛斥了不光明磊落的行為和偽君子的德性。其實，光明與黑暗、正大與惡行的斗爭是長期存在的，可以還有一句成語告誡人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兵不厭詐”原則，只適用于軍事和戰場。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在同志、朋友關系處理上，一個公認的原則，是“誠信為本”、“公正、公平”，不搞陰謀詭計。在商業領域，盡管也有“商場如戰場”之說，也有斗智斗勇的問題，但只是誠信前提下的策略方法問題。 “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賺錢”，已經成為當今商界，也是大多數郵商的共識與追求。問題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都具有兩重性，在這個問題上，反其道而行之者，雖不成主流，卻也大有人在。 集郵是一種高尚的具有廣泛群眾性的文化活動。歷史證明，從事集郵品買賣交易的郵商，比從事其他物品經營的商人，在思想品德上、經營手法上，更加注重“德”和“誠”，根本原因是郵商的客戶都是集郵文化的主體——集郵愛好者，而許多郵商本身也是一個集郵愛好者。所以，他們注重為集郵者服務，經營中講究微利。1852年，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一家書店老板J·B·芒斯，在書店兼營郵票，成為世界上最早的郵商之一。世界上第一位職業郵商，是英國的W·S·林肯，他于1853年起在倫敦的霍爾本專門從事郵票經營。中國最早的郵商叫李輝堂，他20世紀初在上海四川北路設店經營郵票。他們是今日郵商的祖宗，個個口碑不錯，一方面靠經營賺了錢，同時為推動集郵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極大貢獻。 中國有很多可歌可泣的集郵家，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郵商，例如朱世杰（1880-1953年）、陳復祥（1902-1972年）、鐘笑爐（1903-1976年）、施秉章（1904-1970年）等等。他們的品德以及誠信為本的經營之道，為今日之郵商做出了光輝榜樣。今日，搞“集郵大使”、“郵展大使”盛行，其實，依水平、依貢獻，上述人選是當之無愧的可當選“集郵大使”或“郵展大使”的。 根據上述思路和精神，筆者以為作為一名郵商，不應該僅僅是為了賺錢，還應努力為發展中國集郵事業做點貢獻。賺錢是“小局”，“做貢獻”是“大局”，“小局”應從屬于“大局”。可惜，當今的中國郵市，短線惡炒盛行，炒作新郵不斷，在炒作中，各種伎倆手法層出不窮，例如用“對敲”的惡劣手法，用“托”制造假象，誘人上勾，這是一種“詐騙”行為在炒作上的應用，是中國郵市的一個可悲記錄。 近期，北京四達郵幣社規避炒新，拒絕惡炒，以《世界杯足球賽》作籌碼，以明莊的形式，企圖達到“多贏”并牽制郵市行情的跌勢，應該認為其主導思想和運作方式無大的原則差錯，但在“兵不厭詐”的世道哲理面前，遭遇一些暗箭傷害，顯得阻力重重，困難很大。近日，幾位郵友打來電話，他們以對四達郵幣社十分同情的口吻，講述了所見所聞，一些郵商為了私利，竟將客戶存放的郵品作籌碼，干“做空砸盤”之能事，有的還編造謠言，惡意中傷，說什么四達表面做明莊推善舉，實質是為了補救炒股賠大錢的缺口，等等，不一而足。筆者以為上述行為都是屬于并非光明正大的暗箭，有失當今郵商應當具備的郵德，不但損人利已，對集郵事業和集郵市場的正常發展和興旺發達也十分有害。 吳榮先先生撰文《真情呼喚鐘笑爐》不少郵友持肯定態度，筆者也投上一票。不是說“四達”不要賺錢，“四達”不是慈善機構。也不要說“四達”十全十美，“四達”也有許多不足。但“四達”回避惡炒、炒新，看到“泡沫”的危害，主張“大家都有錢賺，人人都有飯吃”的經營理念，推崇“持續性熱點取代臨時性熱點”的觀念，當然是值得贊嘗的！

摘自：中國郵幣卡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