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距離奧運會越來越逼近，郵市卻了無生機，這與火爆的股市等投資市場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

　　  回顧郵市的發展歷程，不僅1991年、1997年出現的大高潮，幾乎每一輪中小型行情都與“利好”有直接關系。比如非高潮期的1999年，以建國50周年大慶為契機發行的“巡回展鑲嵌封”（即“紅封”），幾天之內就引發了一輪令人振奮的行情。該郵品以每套300元開局，當日實現翻番，次日以600元繼續上攻，兩天之內連破1000元、2000元大關，直至2400元。一時間，郵市一片“飄紅”，郵人喜形于色。在“利好效應”的作用下，郵市出現的許多其他品種的炒局，其本身并不具備“利好”因素，也被人為地冠以“利好”，如炒家想方設法找出其炒作品種有什么印錯的地方，稱該品種是“錯票”、“錯封”之類，以引誘更多的人參與炒作。不過，上述“利好”在郵人心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利好”。郵市所信奉的“利好”，實際上是來自官方政策面上的“利好”。

　　  郵市中人都知道，一般來講，非政策面的“利好”，充其量只能引發“個郵”的局部行情，且持續的時間都不會很長。但來自政策面的“利好”往往會引發較大的行情，卷入其中的郵品也絕不僅僅局限于某些“個郵”，其帶動的往往是多個板塊甚至整個大盤。以1997年大高潮為例，正是由于此前管理層大量銷毀發行量偏大的郵資票品（即1992年至1994年的部分郵票及小型張），促成了1997年大行情成為了現實。當然，郵市高潮的啟動，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如國家宏觀經濟狀況、周邊投資市場環境、郵商的整合和人氣、場內外資金的聚集等，但政策面“利好”有著不可替代的導火索作用，其最大的功效之一便是聚攏人氣、吸引場外資金的介入。

　　  回顧1997年大高潮過后至今的郵市，10年中出現了無數次新郵炒作的短暫行情，可為什么難以維系，更無從帶動其他郵品板塊一同走出一個大行情呢？

　　  比如低迷期的2002年，盡管場內出現了幾波局部躁動，如6月份以《大足石刻》小型張、《如意》版票等為龍頭的低檔張和小版票等新郵板塊的局部行情，但交易清淡。進入8月初，隨著官方“減量”政策實施的第一個品種《人民軍隊早期將領》的面世，人氣驟然大增，郵市變成了“門庭若市”，交易也呈現出較踴躍的態勢，且帶動了相關郵品的價格上揚，被行情卷入的品種在逐步增加，盤面也越來越大。一時間，郵市呈現出新一輪大高潮即將來臨的態勢。但很快，大批郵人重新回到了觀望狀態。不出1個星期，郵市的入市人數大減，人氣也有較大的回落，市場恢復了“門可羅雀”的狀態。再如今年剛一開局，春節后所演繹的一幕與此前的幾次行情頗有類似之處。可以肯定地說，必須有官方更多的實質性“利好”出臺才行。目前來自政策面的“利好”還不足以啟動郵市的大盤。

　　  而對于后市，不少資深的郵人都表示充滿信心，否則他們就不會天天到郵市來“上班”了。其中一位分析人士認為，判斷郵市的前景不能光看市場上“表面”的行情，需要做出宏觀面的分析，因為郵市始終都是個“政策市”。對于未來，新一輪高潮能否來臨主要取決于管理層的“利好”是否真實而可靠。但是，某些政策的出臺往往又需要管理層付出“代價”，其中最實質性的“利好”是，官方必須做出體制上和機制上的改革。如郵政企業與郵政管理部門利益共享的體制必須打破，政府與企業實行的內部結算制度不合理的矛盾必須實質性地解決。不然的話，郵市每次出現行情時，都受到地方公司拋貨的威脅和打壓，每一次行情都只能是“曇花一現”。另外，除了實行新郵“減量”發行政策以外，管理層必須下決心繼續大量銷毀庫存量偏大的郵品，并把銷毀結果公之于眾。只有這樣，郵市才可能重振旗鼓。

　　  但是，管理層能否這樣做，什么時候才會這樣做，還都是一個謎。如果在未來的不到1年的時間內，以“北京奧運會”為契機的“利好”不被郵政管理層有效運用的話，奧運會過后的郵市將難以再被人們所期待。畢竟，郵市是個政策市，它所寄托的是來自管理層的實質性利好，而不是帶有欺騙性的“遇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