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又是“3·15”消費者權益日。在郵市，“打假”也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郵票制假販假，最早可以上溯到1988年，對象是J41“長城”、J42“山茶花”加字小型張。因為真假之間只有燙金加字區別，造假者瞄準了這條“生財”之道。他們以80元一對買進小型張，偽造燙金加字后，以400多元價格脫手，從中獲取暴利4萬余元。這之后，造假成為郵市一道家常菜，對象從早期的“中國銀行大廈”錯體郵資片、“納米比亞”郵資封，到中期的“杜鵑花小型張、“十七孔橋”普資片、“紅軍郵”等，幾乎無所不包。其中重慶肖建軍偽造假郵票125.26萬枚，涉案金額高達1.6億元，天下為之咋舌。進入21世紀，造假者“與時俱進”，又利用市場熱炒“盒”、“包”、“箱”之勢，在外包裝上做手腳，蒙騙市場參與者。大量贗品沖擊市場，假假真真，亂了方圓，亂了規則，也亂了集郵投資者的心。

　　類似郵票造假案件，相關方面在查處時，速度快，力度大，應該能殺一儆百。但從效果上看，不僅屢禁不止，反而勢頭越演越烈。為什么？“漏洞”出在三個方面——

　　其一，市場對熱門品種失去理智地狂熱追求，為犯罪者提供了制假對象。近些年，郵市炒風盛行，或題材或設計或版式或發行量，只要略占優勢，不管其后勁如何，總是點一把火先把它燒起來再說。從1997年“玫瑰”大連體、“貴州風光”錯片，到2000年“神舟飛船”大版張、2002年“昭陵六駿”小版張，以及2005年“乙酉雞”大版張等，風風火火，熱熱鬧鬧，幾乎沒有空閑。造假者正是從市場炒作動向中嗅到氣味，選擇對象進行犯罪活動。

　　其二，天價暴炒帶來的瘋狂利潤，誘使犯罪者“殺頭生意也敢做”。強勢品種短期炒作帶來的豐厚利潤顯而易見，不少品種如2004年“甲申猴”大版，1月問世，到4月中旬，短短不過百余天，市價最高時，甚至越過了150元，為面值的781.25%。另一款“雅典奧運會”小版票，還沒有正式在市場露臉，也被炒作者追高到60元上方，接近面值10倍。2005年“乙酉雞”大版張，也在元宵節后的一個禮拜內，價格翻了一番。如此高的利潤，造假者自然怦然心動，再大風險也敢去冒一冒。

　　其三，不拆封不開包的簡單炒作方式，也使犯罪者有可乘之機。短線炒作的最大特點，就是炒整不炒零。版票要整包的，小型張要整盒的，包裝上的流水編號被摳了，價位也有所區別。2月中旬網上征收“臺灣古跡”小版，散版11.70元，百版12元，整包12.30元，原包帶號12.50元。后者與前者的價差，居然接近7%。由于不拆盒，不開包，這就從形式上為造假者提供了更大方便，甚至連“印制”這道工序都簡略了。以白紙充成盒小型張，以白紙充成包郵品等等，類似案件，不絕于耳。

　　打擊郵壇制假販假犯罪，職責在公安司法部門，但對于參與各方，我們是不是也應在思想上多打幾個“補丁”？

　　郵市是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的市場，它投資的意義在于長遠，而不是一朝一暮的得失。理解了這一點，市場各方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就會少一些，對眼前利益的狂熱追求也會淡泊一點，這就從氛圍上筑起一道“防火墻”，造假者即使有所行動，行為上也不敢這樣張狂。

　　集郵終究是一項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文化活動，它的經濟意義是它文化意義的依附品。如果這種認識成為郵壇主流，對郵票本身如選題、設計、印刷、版式等研究就會蔚然成風，這又從集郵研究上加了一道雙保險，造假者即使有意，造假方法也不會這樣簡單。

　　2005年郵市仍處于相對弱勢階段，因而偽品對市場信心的打擊，依然具有雙倍殺傷力。正因為如此，希望參與各方共同努力，為我們的郵壇，創建一個更健康、更明媚、更純凈的環境。

中國集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