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人們早已習慣于把手中花花綠綠的紙幣稱做“鈔票”。但對于“鈔票”一詞到底如何而來，又起源于何時，恐怕就不一定有很多人能夠說清了！
　　據考證，“鈔票”這一稱謂應該淵源于清代發行的兩種紙幣———“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

　　清朝鑒于明代“大明寶鈔”發行的失敗，除順治年間一度發行紙幣外，以后各朝均未發行紙幣。但到了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清政府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費開支浩繁，顧發行了“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用以抵補財政支出的拮據。兩者所不同的是，“大清寶鈔”以制錢為單位，亦稱“錢票”或“錢鈔”；而“戶部官票”是以銀兩為單位，亦稱“銀票”（即“銀會子”）。

　　“大清寶鈔”開始時面值為二百五十文（尚未見有實物）、五百文（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七年［公元1853-1857年］）、一千文（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八年［公元1853-1858年］）、一千五百文（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四年［公元1853-1854年］）和二千文（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九年［公元1853-1859年］）幾種。后來增發面值五千文（發行時間為咸豐六至八年［公元1856-1858年］）、十千文（發行時間為咸豐七至八年［公元1857-1858年］）、五十千文（發行時間為咸豐七至八年［公元1857-1858年］）和百千文（發行時間為咸豐七至八年［公元1857-1858年］）等大鈔。其形制略仿明代的“大明通行寶鈔”，用白皮紙印制，按金額多少定票幅大小。該幣面主色調均為藍色和紅色，上端橫題“大清寶鈔”四個漢字，中心部分右側文字為“字第××號”（為紙幣的序號），上部中心處文字是“準足制錢××文”（即面值××文標準貨幣），中心部分左側文字為“咸豐×年制”（為紙幣印刷時間），兩側分題“天下通行，均平出入”（意為可在任何地方流通，且支出與收入的價值相等，即按面值收、支，對買主與賣主均不打折扣），下面寫“此鈔即代制錢行用，并準按成交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京外各庫一概收解，每錢鈔貳千文抵官票銀壹兩”。背面除有背書之外，“大清寶鈔”均為單面印刷。

　　該幣發行不久，流通便發生阻滯。到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寶鈔每千文僅值當十錢一百余文，后來每千文竟只抵十余文。

　　“戶部官票”是用高麗苔紙印制的，面值有一兩（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六年［公元1853-1856年］，票幅為25×15厘米）、三兩（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七年［公元1853-1857年］，票幅為25×15厘米）、五兩（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七年［公元1853-1857年］，票幅為25×15厘米）、十兩（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六年［公元1853-1856年］，票幅為32×19厘米）和五十兩（發行時間為咸豐三至六年［公元1853-1856年］，票幅為32×19厘米）五種，四周有龍紋。該幣面主色調均為藍色和紅色，其票面上端方框中有“戶部官票”四字，左面是滿文，右面是漢文，均為雙行書寫；中間標明“二兩平足色銀××兩”（銀兩數多用墨戳加蓋，也有少數用墨筆填寫）。“二兩平”指每百兩比北京市平少二兩，比庫平少六兩。下面寫“戶部奏行官票，凡愿將官票兌換銀兩者與銀一律，并準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偽造者依律治罪不貸”。發行日期以直行載于幣面的左側，紙幣序號則印在幣面右側。背面除有背書之外，“大清寶鈔”均為單面印刷。

　　由于“戶部官票”的面值較大，而且不能兌現，所以發行后流通立即受阻，迅速貶值。到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銀票一兩僅值錢二百余文，而實銀一兩則值六千有余。

　　咸豐末年，鑒于“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幾乎已形同廢紙，清政府不得不在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宣布對兩紙幣進行清理和停用。

　　由于在當時市場流通中，用小額貨幣需使用“大清寶鈔”，用銀兩就使用“戶部官票”，因此老百姓出行購物須帶兩種紙幣。為了便于稱呼，民間就把兩種紙幣簡稱為“鈔票”了，所以“鈔票”的稱謂起源于清朝咸豐年間，并一直沿用至今。

　　這里還應提及一位與“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有關的歷史人物———王茂蔭（公元1789-1865年）。王茂蔭，字椿年，號子懷，安徽歙縣人。其人并非大人物，也沒有顯赫的功績，但在咸豐朝的這次錢法變動中卻有突出表現。還是在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時，他當時擔任陜西道監察御史，就上書清帝，反對鑄行虛值大錢，請求發行紙幣。他講的紙幣，實際上是一種兌換券，而不是近現代通常使用的那種不兌換紙幣。但是不久清廷就醞釀發行紙幣，知道王茂蔭剛剛提出過發行紙幣的建議，就把他調進京城參加籌劃，后來又破格提拔他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成為負責貨幣事務的主要官員。然而后來發行的紙幣卻是不兌換紙幣，因為清政府發行紙幣的目的，不過是要解眼下燃眉之急，并沒有長遠打算。在當時情況下發行不兌換紙幣，后果自然不會好。王茂蔭于是在咸豐四年三月再次上奏議鈔法，表示他在戶部不受重視，現行的官票、寶鈔不是他的原擬之法，建議官票、寶鈔可以向政府兌現以保證其流通。咸豐帝看了奏折后勃然大怒，嚴厲訓斥他“只知以專利商賈之詞率行瀆奏，竟置國事于不問，殊屬不知大體”，傳旨申飭，并把他調離戶部。這件事在當時造成一定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注83中就提到了這件事。

寫作參考：《中國錢幣史話》：汪圣鐸著（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