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工資的上漲，前提是企業不斷做大做強，國家經濟保持又好又快發展。離開了這些前提，一切無從談起�！�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談起職工收入問題，既能從大局著眼，又建言獻策給出不少具體“藥方”。

　　首先從機制入手

　　全國政協委員徐德明認為，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工資支付保障機制的建設，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公正合理、規范有序的企業分配制度，顯得尤為重要和急迫。

　　對此，各級工會有了一些成功探索。江蘇基層工會向工資集體協商未建制、拒建制及工資協議到期企業發出協商要約后，如企業不按期回應，工會可依法下達“整改建議書”，對拒不整改的將提請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山西、山東、遼寧等地普遍開展了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

　　2008年，各級工會推進“三項機制”的目標任務已經明確，即大幅度提高集體合同建制率和覆蓋面，以外商投資企業和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合同為重點，切實提高集體合同的質量和實效；爭取在已建工會女職工組織并簽訂集體合同的單位使簽訂女職工權益保護專項集體合同率達到80%。

　　全國人大代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中國勞動學會會長華福周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將通過四方面措施，規范、督促企業合理提高職工工資：一是加大對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的調節力度，嚴格落實最低工資標準；二是加強對企業最低工資制度的檢查監督，逐步完善調整機制；三是進一步加強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三方機制建設；四是抓緊研究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促進工資合理調整。

　　減輕低收入群體賦稅負擔

　　從今年3月1日起，居民的個稅起征點從1600元/月調整到2000元/月。部分代表委員認為，這一調整的象征意義大過實質意義。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宗慶后直言不諱地說，應該將個稅起征點提高至5000元，這是增加職工收入的一種“迂回方式”。

　　宗慶后以娃哈哈公司舉例，每次給員工加薪后，員工總反映收入好像沒啥增加，因為交的稅也多了，因此他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而且在他看來，從現實情況來看，5000元的個稅起征點不算太高。

　　“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的建議甫一公布，立即引起網友的熱烈跟帖，認同的聲音一片。

　　建議同樣引起兩會代表委員的共鳴。全國人大代表、山東兗礦集團董事局主席耿加懷認為，國有大型煤炭企業目前依然存在稅賦過重的問題。要想提高煤礦職工收入，就應按稅法規定對煤炭企業統一征收煤炭資源稅，同時對國有大型煤炭企業的部分困難礦井減征或免征煤炭資源稅，只有如此，企業才能有更多利潤來增加職工收入，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崔杰代表建議，對國企改制職工生活困難、難以續保等歷史遺留問題，國家應該盡快想辦法解決。

　　對工資增長應有剛性規定

　　“當前的工資標準都是指導性的，標準太低，沒有剛性要求。”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農墾總局局長王一新說，“應該建立剛性工資增長機制，而不是以工資指導線的形式給企業提供一個參考標準。”

　　王一新代表指出，我國的產品出口主要是靠廉價的勞動力來換取利潤空間。他以海南農墾一個有380萬畝橡膠的企業為例，企業有20多萬職工，膠工的總收入不到橡膠產品銷售總價的20%。他表示，海南省農墾總局正在研究有關措施，規定下屬各企業不管怎么管理，都要讓一線職工的收入達到橡膠銷售總收入的30%，而且將來要達到40%，這樣就可以和東南亞地區膠工的工資水平持平。

　　全國人大代表、大連重工.起重集團有限公司機電安裝工程公司高級工人技師王亮也認為，政府在制定職工工資增長機制上應該有“硬杠桿”，因為企業現在在用人上有更大的選擇權，工人能同企業協商工資的空間很小。

　　“國家應通過法律賦予勞動者參與工資共決的權利”，“督促企業建立工資保證金或備付金制度，形成企業欠薪行為的社會監督機制”……代表委員們對如何保障企業職工勞動報酬權的討論依然在繼續。

來源： 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