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些年，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兩頭在外：資本不夠靠引進外資，產品制造好了靠出口賣。之所以發展要靠外資，是因為直到最近幾年國內資本化的能力有限，死財富在中國早就有不少，不動產也歷來到處都是，只不過難以將這些死財富轉換成可以再投資、再配置的資本；而之所以主要靠出口市場增長，是因為內需不足。當然13億人口的國家按理需求很容易有，甚至是要多少可以有多少，只不過在未來沒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即使有錢也不敢花，更何況人們還沒有很強的富有感。
　　這兩者看似不相關，但實際上息息相關。為什么呢？別的不說，兩者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土地的公有以及礦產和生產資料的國有（國有企業），因為在國有制之下土地權不能交易或抵押、生產資料權也不能自由交易。這不僅使這些在任何國家都是最主要的資本化對象的東西難以產生出資本，而且這些財富只放在國家賬戶上而不是在個人家庭賬戶上，所以，其增值無法被轉換成個人與家庭的財富效應，不能轉化成民間消費。國有土地、國有資產再增值，社會不能感覺到任何財富效應，內需自然無法增長。
　　說具體點，這是什么意思呢？先看土地。大約在2000年國家有關部門曾公布，全國國有土地資產總價值為25萬億元。假如這些土地價值每年按GDP同樣的速度在增長（每年10%），那么，到今年則為49萬億元。國有企業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2007年8月《求是》雜志上刊登的《國有企業改革在新的起點上穩步推進》談到，到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值29萬億元。
　　這樣，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為78萬億元。按13億人口算，人均國有資產財富是6萬元。假如這些資產的價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長，一年會增7.8萬億元，這部分財富增值如果分到個人頭上，那么每個中國人的年收入就多6000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國公民都算在內了。也就是說，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獨生子女，每戶五人，那么，這些財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層面上，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萬元！
　　當然，由于這些土地和企業都是國有，老百姓是分享不到的。這些增值再多、再高，也進入不了任何個人或家庭的消費預算中，自然對內需沒有積極影響。經濟再增長，國有土地、國有資產再增值，對中國內需的增長難有太多貢獻，所以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度照樣難以下降，內生增長的機器難以啟動。
　　國有體系對經濟和個人財富的抑制作用遠不止這些。以前我們講過，資本是流動了的產權，資本化的過程無非由兩步完成：第一步是將產權的范圍劃清，將其所有者明確，并提供相配的保護產權的制度架構；第二步是把明晰了的產權流動起來，讓它成為可以廣泛交易轉讓的流動金融契約。就這樣，原來是死的、不能動的財富就轉變成了可以再生更多價值的資本，就成了活錢，活錢能更好地生錢！
　　在土地國有不能交易、生產資料國有不能交易的情況下，踩在腳下的土地財富、藏在國庫里的資產財富都不能被資本化，加上中國金融業本身也是國有壟斷，這些都使中國自己的資本化能力很難發展，雖然死財富不少，但無法最大化地在本國產生出資本，迫使中國為了發展只能依靠引進外資。國有制不僅限制了中國自生資本的能力，而且壓抑了人們收入與財富的增長速度。
　　當土地權、國有資產權分到個人、分到家庭并被流動之后，這些產權的增值部分每年、每天能直接進入個人和家庭的消費預算、投資預算之中，財富效應能具體化到個人、家庭的層面上，讓財富效應能立即轉換成內需的增長，由此進一步帶動內生的經濟增長。結果，這又反過來使中國資產的價值更進一步上升。換句話說，在土地國有、資產國有不能交易的情況下，一方面因為沒有交易價格，所以無法知道這些資產的升值，無法知道是否有財富增值；另一方面，即使有增值，這種財富增值也沒有能夠去認領的主人，有增值但沒有主人，財富增長對內需的推動效應自然不容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