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利用政策才能成億萬富豪。怎樣利用政策，現在還有哪些政策可以利用，怎樣預見政策走向？

　　中國富豪發家之謎有兩條，其一是善于利用政策，其二是能預見政策。縱觀中國富豪發家史，幾乎絕大多數均得益于能利用好黨的政策，或者有一種越出常人的政策預見能力。

　　利用政策

　　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過程中，產生了一系列的政策機會，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

　　第一，定價機制市場化帶來的機會。

　　市場化的初期，最先是民用商品定價的市場化。那時民用商品奇缺，市場供不應求。在80年代初期，一批從事民用商品制造及流通領域的企業，它們通過相對簡單的方式迅速獲取財富。這一領域獲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結束。

　　在80年代中后期，實行雙軌制，即針對當時一般商品和服務的管制價格體系，采取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價格體制，逐步放任體制外價格機制的發育、壯大，并最終使得體制內價格喪失其顯赫地位，逐步退出歷史舞臺。一部份人利用價格雙軌制套取差價，當時最為盛行的是倒批文，某些干部子弟利用關系，一些“勇敢”分子則通過行賄從領導機關拿到批文，然后去倒賣緊缺重要生產資料和進口商品。糧食、鋼鐵、水泥、木材還有土地等等在計劃內外的倒騰，十分容易取得超額利潤。

　　據當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報告顯示，僅僅在1988年，我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在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元以上，這三項合計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就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

　　第二、產權制度改革帶來的機會。在產權制度方面，建國后的前30年是將“私”變“公”，建國后的后26年是將“公”變“私”。而這一“公”變“私”的過程中，政策機會多多。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出現了浙江個體私營經濟模式，江蘇集體經濟模式。到90年代中后期的改制，鄉鎮企業、集體企業轉制成私人企業。國家抓大放小，進行國企改制、讓民營資本、管理層、外資參與改制和收購，這一過程催生了一批“政策”富豪。

　　第三、分配政策變化帶來的機會。80年代國有、集體企業的承包租賃經營推行，企業利改稅。推行的各種吸引外資政策，對外商投資的超國民待遇。80年代開始的經濟特區政策，各地開發區、工業園區及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以上政策固然是一種分配方式的進步，但也難免泥沙俱下，不少人利用政策不完善，鉆了空子。

　　第四、產業政策變化帶來的機會。在國有資本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的過程中，以及反壟斷過程中存在大量機會。如糧食、運輸、教育、醫療、金融、石化、航空等在向民營企業開放的過程中，首先拿到進入許可證的民營企業都有很好的回報。

　　第五、其它政策機遇。如從90年代初開始，金融領域的市場化。隨著金融債務、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現，這一時期，受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包裝上市，股本高溢價發行，向公眾大量圈錢，幾乎無償獲得了一大筆資金。有人統計，不計資金的時間成本從1991年至2005年4月，公眾流通股投資損失高達1萬億元。而股市是一種零和游戲，那么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上市公司、證券公司及政府稅收部門在此期間無償獲得1萬億元，如果計算貨幣的時間成本，收益就更多。

　　由于目前中國仍然處于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政策機會仍然在較長的時間內會存在，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罷了。以下情況帶來的政策機遇仍然將長期存在。

　　第一、定價機制由指令向市場過渡的政策機遇

　　如土地的市場定價機制，各級政府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甚至強行征地，然后高價半市場化賣出。之所以說是半市場化，因為土地征收成本與市場價存在很大的空間，這一空間為官員腐敗提供了條件，也為企業權力“尋租”，鉆政策空子獲利創造了條件。

　　在企業資金的供給方面，利率定價市場化還遠遠沒有形成，多年來存款相對物價指標(CPI)的負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政策，使存款人數千億的利息損失轉移到獲得貸款人的收益，數千億的利息損失也為官員腐敗，企業權力“尋租”提供了條件。同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道路，更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在股票、企業債券等融資方式方面，發行定價仍然是半市場化，帶有強制定價的成份，高溢價，發行成本遠低于市場化所應承擔的成本。只要獲得政策支持，企業發行股票、債券無疑能獲得巨大利益。人們常說的資本市場的“圈錢”就是這個道理。其它在重要能源及生產資料方面，價格形成仍然處于半市場階段，無疑也為企業利用政策機會提供了可施展的空間。

　　第二、產權制度斷續改革仍將會形成新的政策機遇

　　這表現在“公”變“私”的過程中，大量的不良國有資產需要處置。MBO雖然由于“郎顧之爭”暫時放緩，但仍然還有大量的國有資本要從競爭行業退出。國有、集體企業的改制，不良資產的處置，由于沒有完美的定價機制和定價標準，具體情況的復雜性也決定了不可能有十分完美的定價機制和定價標準。具體問題的復雜性，為“靈活”利用政策帶來了機遇。

　　第三、分配制度持續改革仍將會形成新的政策機遇

　　近幾年來，國家又拉開了新一輪稅收體制改革的序幕。如消費稅和增值稅的合并，企業所得稅與流轉稅存在重復計征的調整，中外企業所得稅的并軌等新的稅收政策將會逐步推出。黨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如何構建和諧社會呢？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增加財政的轉移支付，這為相關政府倡導的，有利于民生、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行業提供了獲得政策扶持的機會。

　　第四、行業準入放開的政策機遇

　　《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進入社會事業領域，進入金融服務業，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地區崛起。這一切，均為非公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政策機遇。

　　第五、產業政策變化帶來的機遇

　　國家根據國民經濟的綜合規劃及社會經濟發展各階段的主要矛盾，不斷提出新的產業政策。如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優化、產業準入、發展規劃、融資政策等等。產業經濟政策變化將給企業經營帶來新的政策機遇與風險。

　　中國富豪發家，許多是利用了以上市場化進程中政策變化帶來的機遇、如產權政策、分配政策、產業政策改革帶來的機會。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存在的“灰色地帶”，如“半市場化”定價、審批制度、配額制度等成為政策機遇的重要來源。

　　企業要善于利用以上政策，保持與政府較為良好的關系，預先獲得政策信息，并從“灰色地帶”的 “合法尋租”中獲得企業發展的資源。“春江水暖鴨先知”，有些企業可謂先知先覺，如為了利用好政策，成立政策研究室，其目的首先是利用好政策優惠，其次是在“灰色地帶”的 “合法尋租”中利用政策。

　　在利用政策方面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政策面的變化將影響控制國民經濟的周期性，而國民經濟的周期性變化將直接影響企業經營的要素成本，及產品的市場需求，進而間接影響到企業所在產業的周期性波動。

　　產業的周期性與國民經濟的周期性特征常常緊密聯系。如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是家電產業、通訊產業、IT產業一個高速成長期。而在 2002—2005新的一輪國民經濟增長期中，以上產業卻進入成熟期，并沒有隨著國民經濟的同步增長，相反以房地產、汽車、鋼鐵、能源等行業迎來了爆炸式增長。產業的周期性與國民經濟的周期性的聯系還表現為，每一輪國民經濟的增長和衰退是若干個重點產業拉動的，而不是所有產業都全面開花。因此如果在產業決策中進入下一輪國民經濟增長的“領長行業”，就很容易成功。相反，進入了一個處于衰退的行業，就很難成功。在產業決策時，要把握這種國民經濟周期性及產業周期性，選擇合適的決策時點。

　　中國富豪發家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常常善于預見政策。人們常說，某一企業的成功是由于決策時的遠見，這種遠見是對不確定變化的準確預見性，而預見政策是很重要的一種預見能力。

　　政策相對實踐有滯后性。黨的各項經濟政策及法律、法規是針對社會實踐的各種矛盾提出來的，是針對以前一個階段經濟社會活動而言的，但經濟社會的發展會不斷遇到各種新的矛盾和問題，企業在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時，沒有現成的政策依據，而又不得不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于是其便按照某種“預見性”的方式經營企業。而這種“預見性”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演變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據，是一種正確的預見性。而另一種則不被認可，不成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據，是一種不正確的預見性。正確的預見性代表一種經濟活動的主流，這種正確的預見性為決策帶來了先發優勢，中國先富起來的一些企業家就有這種遠見。

　　如一些企業在80年代初，就搞起了承包制。江蘇華西村在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別人還在擔心“投機倒把、資本主義尾巴”時就在發展私營經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地區間的“物物”貿易還是被認為“投機倒把”，但已經有所松動，不少先知先覺者開始“投機倒把”，獲得“第一桶金”。幾年以后政策放開了，地區間的差價也沒有了，機會也消失了。牟其中就是一個典型，在別人還在爭論姓“社”還是姓“資”問題時，牟其中創辦的南德公司做起了“物物”交易，還居然用民品從前蘇聯換回了飛機。

　　在別處的民營企業還為融資困惑時，浙江民營企業利用各種地下錢莊、私募基金相互拆借，雖然這還沒有政策根據，但這代表了一種經濟潮流。為此國家還派員調查，但調查員發現地下錢莊、私募基金的運作效率、壞賬及風險遠小于四大國有銀行平均水平，也就不了了之了。浙江人正確的政策預見性，成為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一些落后地區的企業經營者是在等政策、要政策，政策本來就有滯后性，等來的政策，要來的政策就更加滯后了，這樣的企業能不落后嗎？鄧小平生前就鼓勵我們“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深刻地認識到：政策的滯后性對企業發展的制約作用，鼓勵經營者勇于改革，預見政策。

　　政策的預見性為經營提供了決策先機，利于形成先行優勢。以產業決策為例，投資決策的執行需要一段時間，如果能預見政策，先行謀劃準備，等相關政策出臺立刻行動，就容易奪得先機。很多企業的成功就是充分預見政策的變化，比別人先行一步，在別人擔心、害怕、猶豫時提前行動，獲得了充分的機遇。而絕大多數企業經營者是看見先行者的成功后盲目跟風，一哄而上，結果往往錯過了機會，又不得不一哄而下。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從單一計劃經濟形態過渡到全面競爭的時代，企業外部的市場環境越來越變幻莫測。一個企業要想長期生存和發展，必須要不斷調整自己，適應環境，同時在尋求發展機遇。許多成功的企業之所以成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往往得益于決策者們超前的政策預見能力。江蘇遠東集團正是在不斷的環境變化中預見政策，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模式。

　　預見利用政策的成功案例：江蘇遠東集團的四次改制

　　江蘇遠東集團的發展歷程中曾經經歷了四次改制，每一次改制都體現了決策者超前的政策預見力，每一次改制都換來了企業的跨越式發展。如果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可以說遠東的四次產權變革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成功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個縮影，暗合并呼應了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中“蘇南經濟”、“溫州模式”、“國企改革”、“現代企業制度”的變遷規律。

　　第一次改制：轉換經營機制，依托人才拓展市場。遠東集團創建之初，堅持“先設點經營，后轉化生產，逐步實現規模效益”的發展思路，走出了一條適應市場發展規律的新路子，也奠定了遠東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在當時的環境下，民營企業融資、營銷等方面局限性較大，尤其是在用人機制上受到制約。適逢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當時政府給予鄉鎮企業的各項優惠政策，對遠東產生了巨大吸引力。1992年初，公司果斷地改制為鄉辦企業，光榮地戴上了“紅帽子”。新的機制，既為遠東的發展注入了活力，也為解決引進人才等方面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創造了條件。

　　第二次改制：推行股份合作制，實現資本有效營運。公司核心領導層認為，遠東是發展中企業，要不斷擴張，其關鍵在于要素重新組合。針對鄉辦集體企業在運行中反應出來的產權不明晰、職責不明確等弊端，積極探索資本運營的有效途徑。從1994年下半年開始，公司著手對企業的資產、產權進行全面審計、評估，把鄉辦企業改制為股份制企業。遠東初步解決了資金運作方面存在的問題，開始加大對技術改造的投入。

　　第三次改制：探索混合型經濟模式，走規模效益之路。兩次改制的成功，帶來了遠東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生產設備的更新。但隨著生產能力的擴大，市場、資金矛盾又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1996年，公司現任董事長蔣錫培等先后9次上北京，尋找國家電力系統重點企業中的合作伙伴。1997年4月，中國華能集團公司等四大國企與遠東集團在北京正式簽約，遠東將原有員工股中的一部分股權轉讓給四大國有企業。企業由股份制改為混合型經濟，創造了極為廣闊的市場前景。

　　第四次改制：明晰企業產權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混合型經濟模式的運行給遠東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但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和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要素的重新組合，合資各方都需要根據國家方針政策和市場形勢做出新的戰略規劃。這樣，遠東公司就順利回購了轉讓給國企的那部分股份。接著，進一步明晰了產權制度，健全了董事會、監事會，組建了新的民營企業集團——江蘇遠東集團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