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于投資而言，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將是在盈利基礎已下降的情況下投資者愿意給出的估值乘數。例如按滯后市盈率(trailing P/E)計算，目前標準普爾500指數市盈率為13倍。如果盈利再下降15%到20%的話，市盈率將升至15倍左右。在“正常”情況下，這一市盈率水平較為公允(甚至還可以再高一些)。但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例如當前仍在演變中的環境下)，這一市盈率水平可能無法提高(甚至可能過高)。
2.政策變化
政策變化可能給投資者看法與風險承受力帶來實質性差異。不過幾乎毫無爭議的是，目前美國、英國與歐洲銀行系統正處于失調狀態。雖然這些國家的央行擁有5000億美元以上的流動資金，但當銀行間無法互相貸款時，用“失調”一詞來概括也是合理的。
現在的問題是，在美國財政部計劃及相關政策提議獲批之后，資本市場是否會在風險溢價的帶動下步入復蘇(盡管未來盈利可能惡化)？
誠然美國財政部計劃中的一些內容的確值得稱道，但這一計劃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要想起到“萬能藥”的效果，其所需要的努力顯然超出當前政治活動所能提供的解決范圍。不過美國財政部計劃及其他一些措施(例如，會計慣例改變將對資產減記起到些許緩和作用)將使銀行系統內資本枯竭進程放緩。
目前市場缺少的是對銀行負債結構的信心。對于資金可能耗盡的擔心促使各銀行積累流動資金而不是彼此借貸(當然情況通常如此)。這一點可從國債歐元存款息差(Treasury-Eurodollar deposits spreads)及倫敦同業拆借利率隔夜指數掉期利率息差(LIBOR-OIS spreads)急劇擴大中得到驗證。
為應對這些壓力，相關政策已經開始轉變。例如，愛爾蘭政府為其銀行流動性提供2年期的擔保便是一個大膽(或許有爭議)的決定。美國財政部計劃也包括了諸如將一年期存款保險上限由10萬美元上調至25萬美元等措施。目前有證據表明，歐洲其他國家也在朝類似方向前進。
銀行系統負債逐步恢復正常再加上資本減記壓力減少等因素應會對風險資產發展態勢產生積極影響。
那么未來會如何發展？不斷惡化的商業經濟是否會對應對政策環境(或其他解決方式)造成破壞？
短期而言，政策行動將使股票與信貸市場出現些許復蘇。因此近期投資者可增加股票配置比例(當然美國眾議院首次對救市方案投反對票出乎意料以外)。
不過作為周期性投資而言，忽視整體企業盈利下滑及銀行業盈利因全球衰退而面臨額外壓力等不利因素視將是錯誤的。全球經濟下滑也不會被積極復蘇所取代，至少短期內如此。對于多數發達經濟體而言，衰退才剛開始，底部遠未出現。金融和家庭領域內的“去杠桿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劇而這也是未來“正常化”復蘇將要面臨的主要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