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鈔票面額從大變小
最初，我國政府向蘇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額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總金額40億元；但7個月后，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電報，通知蘇方改變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過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對此，茲維列夫表示，過去訂貨票額大，總金額小，現在票面額改小，總金額反而加大到45億，因此增加的印鈔工作相當于原計劃的三倍，而交貨時間反而縮短，按要求時間完成很困難。
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對此解釋說：“我們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慮過……現在改變的計劃勢在必行，仍望蘇方多多幫忙。”他說，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億改成45億，是因為過去計劃少了。
葉季壯還與蘇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動，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茲維列夫回答，“過去做的版全已無用，都須重新做版。(可)將原拾元券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五元券的，五元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三元的。”他還提出，印刷時用一種紙即可，不必用兩種紙。
國內為這套人民幣的印制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檔案詳細記載了國內送去的物品清單，包括國徽、行長圖章和深線花紋鋼版，套花畫樣，各民族大團結、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裝飾及文字鉛版、票樣本、規格尺寸，等等。
4、增印十元券 票面不要“兵”
1年半后，印制方案又有變動。1954年4月12日，張大使向蘇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億元，計2億張”的口頭請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內全部交齊。茲維列夫要求，為保證交貨時間，“這個新增的十元稿樣送來越早越好。”中方答應，當年第三季度送交蘇方。
1954年10月，張聞天大使正式照會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除與蘇方再次確認新印十元券外，還解釋：“近因此項設計稿樣經審查后尚須重新設計，因而該設計稿樣，需延至今年12月間始可轉交蘇方，交貨期限是否因此亦須相應順延，亦請考慮。”這個照會還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數“20億元，計4億張”。
對于印制計劃的再次改動，當我方問是否給蘇方帶來了什么困難時，蘇聯財政部副部長茲洛比曾回答：“困難當然有，你們有，我們也有，不過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最終，十元券的版樣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蘇方。我使館向已幾次催促的蘇方解釋說：“中經數次修改”，“因圖案由原來的工農兵圖改設計為工農圖案，重新設計、審批、繪制、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現在。”當時的立意很明確：戰爭過去了，要和平建設，要維護世界和平。
5、滿洲里交接嚴加警衛
蘇方代印的人民幣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億張三元券還應中方要求提前了4個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裝有成箱人民幣的列車一次次從莫斯科開出，前往滿洲里。貨物品名被寫成“技術裝備”，發貨者是蘇聯木材公司，收貨方為滿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車輛嚴加警衛，護送至我站臺。”中蘇雙方的交接在滿洲里火車站的列車上進行。
每批次人民幣啟運前，蘇方都詳細提供裝箱數、總重量、箱子規格體積等，讓中國國內作好接運準備。1953年9月底，當首批三元券即將啟運時，蘇方特別提醒：“希望中方多準備誠實可靠的接受人員及警衛人員以及搬運工人。但對(他們)應嚴守秘密，不能講出箱中所遞為何物。”
為慎重起見，交貨俱在白天進行，以免意外。“接運”車輛應選最好者，不能有裂縫及漏水口，車廂兩端應有小平臺，供警衛人員站立之用。“在中國境內運送時，切勿泄露蘇聯財政部或國家銀行字樣。”對于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經驗還不足的“小兄弟”，蘇方確實展現了“老大哥”的風度。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蘇雙方共在滿洲里交接人民幣9批次。南漢宸行長曾就交接工作親筆給張大使去絕密函，將交接工作的所有細節一一列出。如“爭取一天交貨完畢；10人同時開啟10個車廂，上午10個，下午10個；箱外編號必須銜接”，等等。
人民幣的交接中出現過一個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蘇聯木材公司經理在五元券即將啟運時，向我使館誠實告白：“承印之三元券時已完成所規定之任務，但因有一工廠超額印就九十五萬張，因此數巨大，故建議仍運交你方。對于這批擅自印制的三元券，南漢宸行長很快答復同意“運交我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