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快報  福建葉真銘

　　清朝實行銀錢平行流通的貨幣制度，日常交易“大數用銀，小數用錢”。清政府規定白銀一兩兌換銅錢1000文。但貨幣流通中的銀錢比價，總是偏離政府規定，隨行就市上下波動。乾隆年間發生了全國性的“錢荒”。乾隆初年始，因白銀大幅跌價、富戶囤積銅錢、民間毀錢鑄銅器等原因，銅錢對白銀比價日益增昂。如乾隆七、八年間（1742—1743年）福州錢價高漲，白銀一兩僅兌換銅錢750 770文不等。錢價增昂使私毀銅錢有利可圖，造成銅錢更加緊缺，市場流通貨幣日益減少，錢價日趨上揚。

　　當時臺灣地區“錢荒”尤其嚴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統一臺灣后，在臺灣設立一府（臺灣府）三縣（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隸屬福建省管轄。臺灣設府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建巡撫張仲舉奏請設立臺灣鑄錢局，鼓鑄“康熙通寶”背滿漢文“臺”字錢滿足市場流通需要。但臺灣鑄錢局僅鑄造三年就停鑄了。清代臺灣本地鑄錢數量不大，市場流通需要的通貨主要依賴祖國大陸供應。當時臺灣貨幣供應主要以搭放駐臺班兵軍餉的形式進入流通領域。在大陸發生“錢荒”的情況下，供應臺灣的貨幣數量自然大為縮減，因此臺灣地區“錢荒”更為嚴重。以前臺灣鑄造通用的“康熙通寶”背“臺”字小錢須1500—1600文才可兌換白銀一兩，而今只要800余文就可兌換白銀一兩。市面流通銅錢缺乏，班兵滋事，錢鋪關閉，人心不穩，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據《清高宗實錄》卷100記載，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五日閩浙總督郝玉麟、福建布政使王士任因而緊急上報朝廷 “據臺灣鎮總兵章隆、知府劉良璧等飛羽呈報，該地民間使用小錢，從前番銀一兩，換錢一千五六百文，后漸減至一千有零。本年六月間，每兩僅換小錢八百一十二文，兵民力不能支。因與錢鋪較論錢價，欲令削減，開鋪之人竟至閉歇。該鎮、府等婉為勸諭，并禁兵民不許強行勒換，始復開張，并稱目前得內地運錢一萬串，便可接濟。臣等查內地錢價現在昂貴，勢不能運往接濟，而臺地錢價，其貴大異尋常，況兵丁遠戍，所支糧餉銀，以之換錢為日用薪水，操演辦公，較前更覺拮據。”

　　郝玉麟、王士任等人再三籌酌會議，認為只有采用以下辦法方可以解燃眉之急：“惟有福州省城從前買黃銅器皿共九萬八千余斤，除已賣外，尚存生熟銅共八萬一千余斤，若用鼓鑄錢文，照定例每文重一錢二分，配以白黑鉛斤，約可鑄錢萬有余串，足以運濟臺地。應請開局鼓鑄，俾臣等得將鑄出錢文，運赴臺地，照例搭放官兵月餉，流通于民，以紓一時之極困。”乾隆皇帝高度重視，當即批示“如所請速行，該部知道。”于是設在福州的福建寶福鑄錢局很快鑄成萬余串“乾隆通寶”錢并運往臺灣，搭放兵餉流通。

　　福建寶福鑄錢局開辦于清順治四年（1647年），初名“福建鑄錢局”，雍正年間改稱“福建寶福局”。其原址在福州城內都司巷，乾隆四年（1739年）移設于衛巷口。當時福建寶福局為臺灣鑄造的銅錢有兩種：一為“乾隆通寶”背滿漢文“寶福”錢（圖1）。如連橫《臺灣通史》卷9“度支志”記載，乾隆五年（1740年）福建巡撫王士任奏請采買滇銅20萬斤，“照鼓鑄青錢之例，添辦白鉛、黑鉛、點錫，合為四十萬斤，在省開鑄，陰畫滿文‘寶福’二字，先后計鑄四萬八千余貫，以時運至臺灣，流行市上。”即可證明。

　　二為“乾隆通寶”背滿漢文“寶臺”錢。存世有“乾隆通寶”背“寶臺”錢（圖2），面文對讀，背穿左滿文“寶”，穿右滿文“臺”，錢直徑24 27毫米，穿寬5毫米左右，郭厚1毫米左右，重3.4 4.2 克。但筆者翻閱《清高宗實錄》、《清史稿》、《大清會典》、《清朝文獻通考》、《福建通志》、《臺灣通史》等史籍，均未查見乾隆年間福建臺灣府有設立錢局鼓鑄制錢的史料記載。那么存世的“乾隆通寶”背“寶臺”錢來自何方？該錢幣鑄造風格、形制、文字等特征均與“乾隆通寶”背“寶福”錢相同，當亦為福建寶福局所鑄造。

　　此后乾隆年間臺灣兵餉錢均由設在福州的福建寶福局鼓鑄運往，由福建寶福局鑄造錢幣供應臺灣漸成為一種制度。福建寶福局鑄造“乾隆通寶”錢并運往臺灣，搭放駐臺班兵軍餉，活躍了市場流通，安撫了臺灣民心，穩定了臺灣社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