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黃金投資的回眸與前瞻之一
(中國黃金報 劉山恩)
我們中華民族有悠久的崇尚黃金的歷史傳統,但是對黃金的感情不同于古埃及人。古埃及人把黃金視為人的靈魂走向來世,求得永生的通路,因此長老們的木乃伊的頭部往往罩有黃金面具,對于古埃及人來說黃金是一種神密的敬畏;也不同于印加人,印加人是把黃金與太陽神崇拜聯系在一起,建造的太陽神花園里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以及人物都是用金銀制成,連撒滿黃金的土地里的玉米也是用黃金制作的,對于印加人來說黃金是一種神圣的敬仰。而在我國的古藉中卻沒有黃金與神祗一體的思想記載,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金字出現,從甲骨文“金”字形象看,酷似張開的河蚌。司馬遷歷《史記.食貨志》中對金的記述是:“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布、或刀、或龜、貝”。也就是說早在4千多年前,中華民族就已把黃金和貨幣聯系在一起了,中華民族對黃金的崇拜有更多的世俗成分。
中華民族世俗化的黃金觀,本應是中國黃金投資的強大誘因,但至今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提起黃金投資卻感到陌生而新奇,其中的緣由何在?未來之路又向何方?引人思考,我上下而求索,于是就有了這篇《我國黃金投資的回眸與前瞻》。
一、也曾有過的輝煌
我國民眾雖然早已把黃金視為貨幣,而且是金錢,是一種上幣,但我國長期是一個重農耕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商品生產不發達,因此就影響了貨幣功能的發揮和使用規模的擴大,再加上黃金的稀少,所以金幣的使用范圍很小,其功能在整個社會經濟的作用并不突出,在我國的歷史上只是在20世紀30年代實行過暫短的幾年“金匯兌本位制”。在這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難以形成很大的持續的社會黃金投資潮流。但是這并不是說歷史是一潭不起波瀾的池水,我們也曾有過一段暫短的黃金投資的輝煌。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我國社會動亂,內憂外患頻生的時期。民眾出于資產保值和增加安全性的強烈需要,而一度把我國黃金投資推向了一個歷史的高峰,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一)黃金市場得到較快發展
1917年上海建立了獨立的金業公會,1921年成立了上海金業交易所,之后在當時經濟發達的北平、天津、武漢都建立了黃金交易機構,在一些證券交易市場內也設立了黃金交易業務。
(二)一般民眾廣泛參與
雖然當時銀行利息很高,黃金并不生息,但民眾仍然愿意選擇黃金。那時即使上海社會下層的傭人們也總要千方百計積攢一點積蓄購買幾件“金貨”。因其經濟實力有限,只能購買金首飾,以備不測之需,一時竟成為一種時尚,上海各種賣首飾的“銀樓”因此而生意興隆。今天民眾藏金的理念很多還是由此時繼承下來的。
(三)黃金投資量創歷史高峰
一般民眾因經濟條件限制主要是買金首飾,藏金保值以防不測,而擁有資金實力的投資者,則入市“炒金”,利用價差盈利。據有關資料認為1926年至1931年是黃金投資交易最活躍的時期,上海黃金市場最高年份雙方交易量達6232萬條,每條重10兩,折合為19475噸黃金,成為遠東最大的黃金交易市場。這個交易量即便放在今天,也可居世界各黃金市場交易量前列的位置。
這種輝煌并未長久持續下去,到1935年便開始走下坡路,這是因此時國民黨政府實行了“金匯兌本位制”,加強了對市場金價的控制,套利的機會減少,投資者積極性也隨之減少。到抗日戰爭爆發更實行黃金管制,黃金交易所停業,黃金投資必然也從此走向低潮。
二、黃金管制的延續
1946年3月國民黨政府決定重新開放黃金市場,原因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當時國民黨政權從侵華日軍手里奪回和接收了大批資產,沒收了大批偽產,并且積累了不小數量的美援物資及美元,蔣介石政府又將美國5億美元貸款中的兩億美元兌換為黃金,國庫外匯充裕。又加上當時全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心思定,民心順暢,社會經濟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主要物價指數下降了30%,黃金價格下降了38%。在這種“繁榮”景象中,蔣介石決定實現黃金自由兌換,并放開黃金價格。金價放開之初的前兩個月,回籠了大量法幣,并維持了外匯及生活必需品價格的相對穩定。但是蔣介石把暫時穩定的經濟形勢作為了挑起內戰的本錢,在放開外匯市場的同時撕毀停戰協議,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為了籌集軍費,滿足擴大軍事開支的需要,不得不大幅度地擴大了法幣的發行量,很快便引發了通貨膨脹,并引起了社會的恐懼。于是搶購黃金的風潮洶涌而起,從政府官員到部隊軍官,從大資本家到一般居民都紛紛拋售法幣而搶購黃金,黃金價格颶升。1947年2月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停止黃金自由兌換,而當停止黃金自由兌換后,人們又轉而搶購物資,特別是居民生活必需品,米、布、油、面都成了資本家囤集、待價而沽的目標。這一切必然會引起物價飛漲,通貨膨漲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到1947年7月物價竟比挑起內戰前上漲了6千倍。老百姓遭殃,國民黨政權也很難堪,于是決定重新禁止黃金外匯自由交易。蔣介石政府放開外匯市場的11個月中,國民黨政府花掉了5億多美金和400多萬兩黃金,外匯儲備流失了近一半,國民黨政權也處于飄搖之中。為了轉嫁危機于1948年8月推出了金元券,以300萬老法幣兌1元金元券,并強行金銀必須賣給中央銀行,強迫居民以金銀兌金元券,200元金元券1兩黃金,一下子就從百姓手中掠奪了2億美元。百姓在經受法幣天文數字般貶值的苦難的同時,世代積累的財富又遭掠奪。
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之中取得全國政權的,穩定經濟、穩定貨幣便成了新政權站穩腳跟的首要工作,因此廢止舊幣,發行新幣是當務之急,但是人民幣的發行受到了金銀有力挑戰:飽受貨幣貶值之苦的民眾更信任金銀,而不信任紙幣,對新政權發行的信用紙幣疑慮重重。發行流通的人民幣很快被金銀的投機家所吸納,金價如脫韁野馬,而人民幣在不斷的打壓下貶值。為了樹立人民幣的權威,使人民幣成為社會主導性的支付流通手段,就必須割斷黃金與貨幣的聯系,為人民幣構筑一道防止黃金沖擊的“防波堤”,這就是:禁止黃金自由買賣、禁止黃金自由流通并禁止國內黃金支付功能的發揮,對黃金實行了統收統配的管理。黃金被國家嚴格地管制起來,在黃金管制的條件下,黃金投資活動也便無法存在了,并一直延續了半個世紀之久。
三、改革路上的求索
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中,黃金被視為要嚴加看管的“異動分子”,因而在建國初期黃金工業被冷遇,黃金產量一直處于很低的水平。直到20世紀50年代的后期,黨和國家才把黃金工業的發展提上工作日程。原因是外匯極度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銳,而當時我國獲得外匯的途徑很少,增產黃金就成為了國家增加外匯支付能力的最為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多種因素的干擾,直到1975年以后國家才把發展黃金工業真正推動起來。為了盡量優先滿足國家對外支付能力的需要,也必須對黃金進行管制,以便把數量不多的黃金資源集中起來,用于國家最急需的地方。因此即使在人民幣已牢牢地站住了腳跟,成為無可爭議的貨幣流通的主流后,黃金統收專營管理體制并沒有變化,其原因是除了“內患”,還有“外憂”。
黃金投資由于黃金管制而消聲滅跡,因此黃金投資的復興要以黃金管制的解除為條件,而解除黃金管制需要我國外匯儲備狀況有根本性轉變。只有我國外匯由極度短缺變為相對寬裕之后,才有解除黃金管制的可能。但在外部西方經濟封鎖和內部動亂不斷的情況下,漫長的歷史時期里都未能使我國經濟發展的這一瓶頸環節得到解決。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地增長,到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外匯儲備較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增長十多倍,而且黃金占總外匯儲備中的份額也由1978年的60.7%,下降到1997年的11.4%。這表明經過十多年改革開放后,我國不僅外匯儲備的數量有了大幅提高,而且對黃金的依賴性也大大降低了,黃金已從外匯儲備的主體地位變為從屬地位。20世紀90年初,我國放開黃金管制的條件開始逐步成熟。
1993年我國黃金市場化改革啟動,但是,我國黃金市場化改革啟動之后并未立即進行黃金管制政策的調整,而是在黃金管制的條件下進行了長達6年之久的體制內的調整,直到1999年才開始了黃金市場建設的實際推進,改革進入到體制創新階段。
在黃金一般商品論的影響下,我國黃金市場的功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定位于一般商品市場,而并未對黃金市場的投資功能給予充分地認識。如1999年黃金市場建設進入方案論證選擇階段的10月份,世界黃金協會資助,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完成了題為《中國黃金管理體制與市場開放基本思路及方案設想》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當時被視為具有我國黃金市場化改革方向標性的成果。該報告認為黃金市場的“市場交易主體與其他市場類似,黃金市場是由分散的生產者、加工者,消費者以及介于其間的批發商組成的體系。”顯然是一個一般商品市場定位,因此而產生的一個符合邏輯的推理,在年底白銀做為黃金的探路者,率先放開管制而組建的上海華通白銀市場也是一個即期實物商品交易市場。白銀市場的模式選擇又對黃金市場的建設具有示范和引路作用,成為當時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武漢等5個城市爭取興建黃金市場時的參照物。因此,五城市各自的方案雖不完全相同,但都是沿著商品市場的思路推進的。即使決定在上海建立黃金市場以后,上海黃金市場籌備的前期,華通白銀市場模式都仍是主導性的模式。一直到2000年初一些專業人士才開始對黃金市場的這一功能定位提出質疑,認為黃金是一種具有貨幣屬性的特殊商品,我國黃金市場應是金融屬性的市場,而不是一個一般商品市場。
對我國黃金市場屬性定位提出以下觀點:
1、黃金商品屬性回歸是當今的一大趨勢,但目前黃金仍是具有金融屬的特殊商品,而不是一種一般商品。
2、基于黃金仍是一種具有金融屬性的特殊商品。因此黃金市場不僅要具有商品交換的功能,而且還需具有金融投資的功能,具有商品交易功能的黃金市場是功能不完善的市場。
3.黃金市場是一個以商品交易為基礎,金融投資為主導的市場。黃金金融衍生物是市場交易的主體,我國黃金市場化改革不僅要進行交易方式的改革,而且需要進行交易品種的創新。
4、黃金市場交易主體除黃金的供需雙方和經營商外,還應有投資者和商業銀行,這是黃金市場投資功能的需要。
黃金特殊商品論的提出,并由此而對黃金市場功能的重新定位,是對我國黃金市場化改革認識的一次深化。
特殊商品論把黃金投資功能空前地突出出來,從而擴展了對黃金市場功能的認識和黃金市場化改革的目標追求。廣泛地討論,使當時改革的主流指導思想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00年底世界黃金協會資助,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有關專家完成了另一份我國黃金市場化改革的專題研究報告。該報告明確指出我國黃金市場開放具有雙重目標,即是“恢復和擴展黃金所具有的一般商品和金融商品功能的過程”。對市場交易主體該報告明確提出:“商業銀行和銀行間無形黃金市場在黃金流通中的重要作用日趨增加,有可能成為重要角色”。兩個月后的12月21日。人民銀行發言人稱:“未經國務院授權及人民銀行批準,任何單位和組織不得擅自籌建黃金交易市場;各種網上交易,各地正在籌備建立黃金市場的活動必須立即停止。”人民銀行發言人要求停止黃金市場的籌建活動,顯然是公開對原商品黃金市場“華通”方案的叫停,意味著決策層已重新對中國黃金市場模式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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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國黃金報》副總編[/color][upload=jpg]UploadFile/200312412574673079.jpg[/up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