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西班牙人薩馬蘭奇接替基拉寧,出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審時度勢,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這場改革的核心內容是變封閉為開放,使奧林匹克運動跟上社會前進的步伐。國際奧委會一反過去視商業化為洪水猛獸的陳腐觀點,充分肯定它對體育運動的積極作用,大膽引進市場經濟的機制,積極而有控制地對奧運會進行多種商業開發,給奧林匹克運動建立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組委會對舉辦奧運會的經濟運作機制進行了大膽改革,變沉重的包袱為可觀的經濟效益。國際奧委會敏銳地覺察到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對洛杉磯的經驗進行認真總結,設計出一整套規范而有效的經營奧運會的做法,如"奧林匹克計劃"(TOP計劃)等,從而為奧林匹克運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1992年國際奧委會已擁資產125億美元,1993-1996年整個奧林匹克運動從商業開發中獲得23-25億美元的總收入。國際奧運會本著取之于奧運,用之于奧運的原則,通過奧林匹克團結基金組織,對整個奧林匹克運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奧林匹克運動給以積極的援助。

　　肯定商業化的積極意義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廢除了參賽者業余身份的限制。業余原則從一開始就有其不可操作性,它不僅與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旨相矛盾,而且也不符合現代競技運動發展的現實。由于競技運動水平的迅速提高,運動員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高水平的競技運動中,純粹的業余運動員不復存在。各國或明或暗給奧運選手以經濟補貼成為公開的秘密。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堅持上一世紀末期的業余主義,必將嚴重地阻礙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80年代的改革徹底取消了這一限制,宣布奧運會向世界上一切最優秀的運動員開放,這就保證了奧運會的比賽具有最高的競爭水平和觀賞價值。

　　國際奧委會以現實主義的態度承認體育運動不可能獨立于政治之外,這一思想解放,使國際奧委會不再在多變的國際政治局勢中奉行被動的"鴕鳥政策",而是采取主動出擊的姿態,同政府與非政府的組織建立廣泛的聯系,為奧林匹克運動和國際體育的利益，積極靈活地斡旋于國際的風云變幻中。商業化給奧林匹克運動奠定的經濟基礎,增強了國際奧委會政治上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國際奧委會對奧林匹克運動的組織制度也進行了一系列革新。薩馬蘭奇改組了國際奧委會的內部機構,使之適應現代化管理的要求。薩馬蘭奇將自己的工作地點遷往洛桑,成為顧拜旦之后,常駐總部的國際奧委會專職主席。薩馬蘭奇改革了國際奧委會總部 的行政機構,使之有良好的辦事效率，調整并充實了國際奧委會的專門委員會,使國際奧委會在處理各種專業性很強的問題時能夠及時咨詢各方面的專家。

　　國際奧委會有意識地在發展中國家吸收委員,并在1981年開始有了婦女委員,使國際奧委會的人員結構得到改善,婦女在奧林匹克事務管理決策層的地位得到認可。

　　奧林匹克運動在法治的道路上也邁進了一大步。首先,國際奧委會在1981年得到瑞士聯邦的正式承認,成為具有法人資格的國際組織，從而結束了其長達87年的"法律真空"的身份。其次,獨立的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于1983年建立,使國際體育中的沖突得到公正合理的處理。自1981年開始,一系列奧林匹克的相關組織相繼問世,如各大洲的奧委會協會(非洲國家奧協、泛美體育組織、亞奧理事會、歐洲國家奧協、大洋洲國家奧協)及奧運冬季和夏季項目聯合會,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協調,奧林匹克運動三大支柱之間重新出現了同舟共濟的局面。也是在這一時期,國際奧委會開始積極與各種官方與非官方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環境保護組織等密切合作,并尋求各國政府體育部門對奧林匹克運動的支持。

　　國際奧委會與各國政府合作開展的反興奮劑斗爭等活動取得了很大成效。奧林匹克運動的內外環境得到根本改觀。同時,國際奧委會開始積極主動地對大眾體育、體育科學、文化教育等多種領域進行開拓,使奧林匹克運動日益成為一項持續的活動,而不僅僅是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正如薩馬蘭奇所說:"多年來國際奧委會給人們的印象是只關心組織四年一度 的奧運會,現在它參與了更加廣闊的領域。"國際奧委會利用洛桑的奧林匹克博物館開展各種文化教育活動,支持殘疾人奧運會,開展以大眾體育為內容的"奧林匹克日"活動,贊助世界大眾體育大會、奧運會科學大會、國際奧委會世界科學大會,設立"國際奧委會主席體育科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