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是印刷的，有史可征，但怎樣印刷，印成什么樣子，則因史料語焉不詳，又無實物流傳，只能根據有限的文字推測研究。有一種意見認為它是彩色印刷的，如《宋金紙幣史》說，“（交子）是我國彩色印刷的濫觴”；《中華印刷通史》則說，“（交子）統一用‘朱墨間錯’，兩色印刷”。彩色也好，兩色也好，都指它用紅黑兩色印成，在印刷史中稱為套色印刷。這些說法都基于以下兩處記載：

　　《宋朝事實》卷十五：“益州豪民十余戶，連保作交子……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秘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現錢，便給交子。” 

　　《楮幣譜》：“（交子）表里印記，隱秘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緡錢之數”。

　　交子的印刷，關系到印鈔技術和套色印刷技術起源的問題，值得仔細研究。其實，僅憑這兩段記載，并不能說明交子是彩色印刷或雙色印刷的。可以看出，交子的票面內容明顯分成兩部分，一是“用同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二是“鋪戶押字，各自隱秘題號”、“表里印記，隱秘題號”。交子雖然具有紙幣性質，但并不是我們今天使用的不可兌現鈔票，而是隨時可以兌換銅錢的可兌現鈔票，類似今天的銀行支票。無論古今中外，這類憑證都需要在票面上填寫重要內容加蓋圖章后才能生效。因此，“用同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的部分，是交子的印刷票面，相當于空白支票；“鋪戶押字”、“表里印記，隱秘題號”的部分，相當于支票上的戶名、號碼、密押、圖章等。這一部分，因為有文字用墨筆填寫，有印章用朱色鈐蓋，所以看上去“朱墨間錯”。它們的用途是“以為私記”，供發行鋪戶在兌現時核對真偽，因此不可能是印刷的。統一印制的圖案即使顏色再多，也不能起到“私記”作用。 

　　“鋪戶押字”即交子發行人簽字畫押，它可以用筆簽寫，或者也可用花押章鈐蓋。“題號”在宋代典籍中常見，如《太平御覽》卷四十九·昭山：“昔有舟人覆于此潭，其槽并甑有名題號，后于洞庭尋得。”《產育寶慶集》卷下：“凡產婦合要備急湯藥，并須預先修合、題號，恐臨時倉促難致。”《賓退錄》卷四：“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凈名經。”可見，題號是物品的物主標記或題目名稱。交子上的“隱秘題號”，應該就是發行鋪戶題寫的留有暗記的名號，作用相當于密碼。

　　在最初的益州十六戶富戶發行的交子喪失信用之后，交子由北宋政府接辦發行，“其交子一依自來百姓出給者闊狹大小，仍使本州銅印印記”。票式不變，僅私人的印章改為官印。據此推論，早前私交子上的朱色圖案也為印章，并非由印版印出。

　　在交子被棄用之后，宋代仍有仿效交子的各類憑證在使用，它們的印制過程可以用來佐證交子的印刷。《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三十六有南宋人吳必大《交引庫廳壁記》： 

　　“交引庫，外府屬之一，交引所由造也。若稽國朝，惟四川用交子法，引鈔算請則制于汴都。六飛南蹕，詔造用交子如四川。居無幾何，改為關，再改為會。自會子法立，領以他局，今庫惟引鈔出焉。……庫無他貯，儲惟官紙若朱、常日文書。行梓以墨，銅籀以紅。櫛比者、題號者，胥史工徒魚貫坐，各力乃事。既成，持白丞簿，白：是當書。既書，乃枚數而授之榷貨務，商族趨焉。” 

　　雖然南宋末年的交引不是北宋初年的交子，但文中明說交引是從交子沿襲下來的，此時的交引印刷還是“行梓以墨”，即用木版墨色印刷票面，“銅籀以朱”，用朱色印泥鈐蓋銅印。在這兩項工序之后，“櫛比者”即整理排序者、“題號者”即題寫名號者是坐在座位上完成工作的，顯然這已是印刷之后的一道工序。直到此時，交引的印刷仍然是用單色雕版，然后鈐蓋印章，再用筆填寫部分內容。溯源到交子的制作，應該也是同樣的過程。

　　在交子之后，宋金元明各朝長期發行紙幣，現在出土的可靠的印鈔銅版已有多塊，元代和明代的紙幣也有流傳。從實物看，這些紙鈔仍是單色印刷，然后加蓋官印。印鈔技術長期應用、高度發達后的產物尚且如此，很難想象草創時的交子會是套印的。因此，不能僅根據一句“朱墨間錯”的記載，就斷定交子為雙色印刷或彩色套印，并得出套印發源于北宋初年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