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郵電部將在農歷己未年除夕發行新中國第一套生肖郵票的消息，我還是從《北京晚報》上知道的，因為沒有圖也不知道是什么樣子，也就沒當回事兒。當時人們信息交流主要靠寫信，如果遇到特別緊急的事情就去發電報，電話根本就不在考慮之列。正因為如此，那會兒到處都是賣郵票的，不僅在郵局可以隨時買到紀特新郵，就連百貨店、副食店，甚至單位傳達室都有代賣的，這種最常用的面值8分的“猴”票怎么會買不到？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農歷庚申年正月初五（1980年2月19日），父親帶我去北京站送別來北京游玩的舅舅。從北京站出來后，應該在距離最近的地鐵站東南口進站乘車回家，可我們卻穿過站前廣場去了斜對面位于西北角的北京站郵局。節日里郵局空蕩蕩的，顯得有些冷清，我去柜臺前問營業員：“有什么新郵票嗎？”營業員聞罷拿起票夾子舉著給我看，用手指著上面一溜紅色的郵票，問：“有這個，要多少？”我定睛一看，在夾滿各種面值普18郵票的票夾子上，還有一溜被撕成直五連的郵票，中間印的是一只眼冒金光的黑色淘氣小猴子，那鮮紅的底色與郵局門口懸掛的燈籠交相輝映，甭提多喜慶了。這就是那枚聽說過卻沒見過的T46《庚申年》特種郵票啊，“拿一條吧。”“4毛�！本驮谶@時，等在旁邊的父親說：“再拿一條，湊個整多好！”就這么簡單，我花8毛錢買了10枚第一輪“猴”票。8毛錢是什么概念呢？我當時在北京九中讀高中，一天三頓在學校吃，一個月的伙食費才13元。只是當時如此奢侈地買郵票可不是用來收藏的，而是要寄信使用的，那會兒大家都認為只有收集信銷票才有意義。父親部隊有個戰士收集新票，經我“點撥”后改集信銷票了，現在想來真是誤人子弟！
春節后開學我們便進入到緊張的高考沖刺階段，班主任王知勉老師是教語文的，每天晚自習下課前都會給我們講各種體裁的范文，以提升我們的作文水平。有一天她講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講的時候隨口說現在寫信比西漢時不知方便了多少，貼郵票都不用涂膠水了，說著就掏出錢包從里面取出1枚郵票，伸出舌頭一舔往手里的書上一貼，然后傳給同學們看。您肯定猜到了，沒錯，這是一枚“猴”票�，F在想來把這枚已升值到1萬多元的“猴”票換成百元大鈔，整本書也貼不下呀，可在那天的晚自習上誰都沒拿它當回事兒。也是，誰會拿1枚8分的郵票當回事兒呢！
當年9月，我終于擠過了高考的獨木橋，被錄取到設在河南鄭州的某所軍校。雖然軍校學員享受義務兵供給制，但“文革”中廢止的義務兵免費寄信制度還未恢復，私人信件的郵資還需自己負擔。為了寄信方便，臨出門時我把家里的郵票帶走一些，其中還有未用完的“猴”票。隨著時間的推移，郵票用的也差不多了，一天偶然路經火車站附近的集郵門市部，進去買郵票時見一個郵票販子手里拿著“猴”票喊價3毛一枚，實在讓人摸不著頭腦。待回到宿舍拿出剩余的郵票一清點，竟然還真剩有一枚品相非常好的“猴”票，暗自慶幸之余趕緊拿出來夾在日記本里，心里想的卻是等有了信銷的再用它。也許是天意吧，在讀大學的4年里，收集無數信銷票的我竟與信銷“猴”票無緣，1984年7月大學畢業時，這枚新票又被我帶回北京，一直留存到今天。
到單位報到后回家休假一個月，一天閑來無事便整理家中積存已久的信件，從中發現我在學校寫給家里的一封信貼的還是“猴”票。喜出望外之際，連腦子都沒過，拿起剪刀就剪了下來，泡洗、晾干、壓平，瞧，多棒的信銷票！自此我有了一新一舊兩枚“猴”票，只是一想起當年親手做的毀封留票的蠢事，也只能暗暗叫苦打掉牙往肚里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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