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向黎明女士并沒有談到文字（包括阿拉伯數字的年號）方面設計具體的做法，可我推論各造幣機構設計師、雕刻師的實際操作，對于年號等要素的最終設計藝術效果是至關重要的。
    筆者認為，由于金銀幣是國家法定貨幣，其幣面文字應視同國家級的正規文書，可以確定為正規出版物或嚴肅的文本。因此，建議在年號的設計上應注意把握三點：一是阿拉伯數字的書寫務必規范；二是控制好幣文之間的大小比例；三是力求幣面整體和諧的美感。
其實，若參照《關于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客觀分析已發行金銀幣的年號，應把握兩個重要的時點，即1987年和1996年。其中又可分三個階段：
    ①1987年以前為尚無“國標”的空白階段；
    ②1987～1996年上半年為“國標”的試行階段；
    ③1996年下半年起至今，為“國標”正式實施階段。
    在第一階段之前，金銀幣的年號可以按約定俗成的做法處理；
    進入第二階段后，即為過渡階段，應樹立規范使用的意識，并逐步走向正軌；
    從第三階段開始，理應嚴格執行國家標準，切實杜絕有規不遵或遵規不嚴的隨意性及不規范現象。
    比如，筆者在上文中談到的“特殊排列的年號”。其中2000年發行的“敦煌藏經洞發現100年周年紀念銀幣”，該幣系長方形，國名和紀念主題文字全部為豎排，其年號卻是由上至下排列，這是明顯不符合“國標”的。因為在2000年時已經執行《關于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多年，其年號“2000”年應該按順時針方向轉90度排列，與豎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主題文字“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紀念”相一致。
    此外，由年號問題還引發了有關爭議。如從2006年9月起始發的“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普通紀念幣和貴金屬紀念幣（第1組）”，其年號“2008”就曾引發了爭議。一方認為發行年號應刊“2006”，而刊“2008”就如同“早產兒”；另一方則認為刊舉辦年年號是國際慣例，也好比每年年底發行的生肖幣，當然要鐫刻舉辦年的年號。
    筆者認為提前慶賀是正常之舉，而刻意將原本真實反映貨幣發行時間的年號提前鐫刻在幣面上，其做法顯然不妥。這個問題與我國每年提前發行的生肖幣貌似，但性質完全不同。論據是：由于每年的春節在公歷的1～2月，發行部門為了“趕趟”而提前規劃設計、鑄造和發行，目的就一條，即爭取在春節前面世。這種“提前”是合理的，能被社會所認同。故生肖金銀幣的提前發行是鑒于春節處于“不可抗力”和無法改變紀年方法的現實中的一個特例，提前發行是唯一的選擇。
    為紀念某項重大活動，以往的做法是不等到舉行活動的當年發行，而是提前一年或者若干年發行。發行年號為實際發行年代，在幣面鐫刻重大活動的舉辦年份，如：1989年“第11屆亞運會金銀紀念幣（第1組）”，實際發行時間是1989年，幣面鐫刻“1989”，背面鐫刻了舉辦時間“1990”。到了1990年續發第2組時，實際發行時間是1990年，幣面即鐫刻“1990”，這是按組別系統規劃好的。當然，也有不成組別而分次發行的，如1989年“第14屆世界杯足球賽紀念銀幣”，1989年發行一枚“鏟球”，1990年發行兩枚：“爭球”和“守門員”，幣面年號是按實際發行時間鐫刻的，背面統一鐫刻了比賽的時間。所以，我們必須具體看待和正確認識某些錢幣提前發行的實際情況，不能全盤否定發行機構的合理做法。
    綜上所述，雖然我國現代金銀幣不履行貨幣職能，但因金銀幣屬人民幣系列之內的法定貨幣，其形狀和規格必須穩定，應當選擇傳統意義上的圓形規格為主要造型，以體現法定貨幣的嚴肅性。而作為表明金銀幣發行時間的阿拉伯數字的年號，對其基本的要求應該是書寫標準、大小適中、形體端莊、擺放醒目，不違反有關規定和一般規律，要杜絕比例失調、視覺效果差、不講究藝術搭配等現象。
    五、結束語
    對我國現代金銀幣年號進行研究，不僅是學術范圍的事，對廣大金銀幣愛好者在日常的錢幣市場交易、投資、收藏和交流等實際活動中是有極大幫助的，如“貓迷”在選擇相同和不同年代的熊貓金銀幣時，就可以根據年號上的細微差別來識別金銀幣的稀有程度、經濟價值和造幣廠家，以及作為鑒別真偽的參考依據。
    筆者認為，研究金幣文化講求嚴謹、細致、深入、連貫。年號不僅僅是表明金銀幣紀年的簡單意義，研究年號課題的目的還在于：
    一、全面了解我國現代金銀幣各要素的基本概況，初步掌握已經發行金銀幣的年號一般規律，加深對金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