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上強調，重點防控地區、重點防控行業和重點防控企業將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重點。 

三大重點領域的環境違法問題將被嚴厲查處。國家明令淘汰的小電鍍、小制革、小冶煉將被徹底取締關停；未完成淘汰落后產能任務、重金屬污染問題突出的地區和企業，將遭遇環評“區域限批準”；飲用水水源地一級、二級保護區內的重金屬排放企業，將被取締關閉；此外，違法建設、排放超標、無證排放、屢查屢犯等現象，也被列入查處名單。 

　　由于重金屬話題的敏感性，環保部官員、《規劃》編制小組成員均拒絕向記者透露重點地區、行業和企業的名單。 

　　一位地方環保官員向記者透露，根據環保部要求，他所在的地區也制訂了相應規劃：重點防控的重金屬污染物是鉛、汞、鎘、鉻和類金屬砷，重點防控的區域（流域）是重金屬污染物排放相對集中的地區，重點防控的行業是有色金屬礦（含伴生礦）采選業、有色金屬冶煉業、含鉛蓄電池業、皮革及其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重點防控的企業是具有潛在環境危害風險的重金屬排放企業。 

　　責任主體應明確

　　現任同濟大學環境科技與工程學院環境管理研究所所長的楊海真，從事污水處理工作多年，對重金屬排放現狀相當熟悉。在他看來，目前企業排放超標現象普遍，導致重金屬污染嚴重，既不在技術瓶頸，也不在法規漏洞，其問題在于環保部門的監管不力。 

　　“從重金屬污染物的處理技術層面講，重金屬污染治理不是難事。”楊海真稱，“如果能解決監管問題，僅依靠已有的環保法規體系就能解決重金屬污染問題。” 

　　事實上，環保部并沒有忽視這一問題。 

　　周生賢在9日的會議中提到，要抓緊研究制定《規劃》實施情況考核辦法，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將重金屬污染防治成效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作為政府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和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 

　　對此，楊海真又提出新的問題。他認為，與其對《規劃》實施情況進行問責，不如建設整套環境責任追究機制。“如果整套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單單就一個重金屬治理領域進行追究問責，靠什么保證這種問責能進行下去，而不是不了了之呢？” 

　　因此，想要破解重金屬污染治理的困境，關鍵在于明確責任主體，并制定配套的問責機制。“管轄領域出了問題，官員應該先引咎辭職，然后政府再追究相關企業的責任。”楊說。 

　　“但現在，公眾的視線全被轉移到重金屬排污企業身上了。”楊海真